戚本禹眼中的毛泽东

今天是戚本禹同志逝世5周年，我们编发这篇文章来纪念他。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孟祥才，山东人，1964年9月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所，成为中国最早从原著翻译《资本论》的著名史学大家候外庐先生的研究生。“文革”中，孟祥才是历史所造反派核心成员之一，后在清查“5.16”运动中受尽磨难。

1976年5月，孟祥才调离历史所，到山东大学工作，后为山东大学历史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亲历过，或关注“文革”历史的人，大都知道，当年的“学部”在文革初期曾起到的重要作用。正如孟祥才所言：“由于学部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最高档的研究基地，聚集了当时一大批文化知识精英，他们‘文革’中千人千面的精彩表演，活画出20世纪六、七十年中国大陆的‘儒林史’”。

孟祥才认为：“‘文革’是人性展示的大舞台，几乎每个人都无法逃避展示。所谓‘触及灵魂的大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庶或近之。”也正是基于这种观点，孟祥才在文革后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一本书——《学部“文革”亲历记》。

作者在这本书中第一次公开了，2013年毛主席诞辰120周年前夕，他与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曾任毛主席和江青秘书的戚本禹老人深谈之后的对话实录，详细记述了戚本禹这个因文革而坐牢18年的历史人物直到自己晚年仍对毛主席矢志不渝的追随，在本书出版之前从未对外披露。

我们今天编发的，就是此文。

戚本禹在毛泽东120岁诞辰前夕畅谈毛泽东

今年（指2013年，编者注）12月26日，是毛泽东120岁诞辰纪念日。山东大学教授孟祥才在7月23日采访了与毛泽东有着极深情缘的戚本禹先生。双方进行了十分坦率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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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祥才（以下简称孟）：戚先生，您与毛主席有着极其深切的情缘，真可以说是“剪不断，理还乱”！今年12月26日是他老人家的120岁诞辰纪念日，您肯定有许多想法，许多感慨，愿意谈谈吗？ 戚本禹（以下简称戚）：我与毛主席的确有很深的情缘。我1950年4月从中央团校培训班结业，进入中央办公厅工作，开始做图书管理员，以后做科长、处长。1964年4月任《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文化大革命中曾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兼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办公厅副主任、常务副主任、代主任，一时看起来“风光无限”。18年后的1968年1月20日以“反革命”罪被捕，投入秦城监狱，度过了18年的刑期。毛主席曾经给我许多难以忘怀的教诲，也曾一句话将我送进监狱。真是成也毛主席，败也毛主席！两个18年啊！有人认为我应该加入激烈批判他的行列，一吐胸中之怨气，但我却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不太看重个人恩怨，而是比较看重从历史学家角度出发的理性思考。再说，毛主席尽管将我投入监狱，但没有将我交给群众组织，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保护了我。你想，如果当时将我交给我批判和反对过的群众组织，我还有活路吗？ 孟：我很赞同您的态度。那么，您从总体上如何评价毛主席呢？ 戚：现在，记述和评论毛主席的着作，在中国，在全世界，可称得上“积案盈箱”、“汗牛充栋”了！我只讲四点。第一，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他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功绩无一人能望其项背：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是他领导中国人民洗雪了百年耻辱，使中华民族重新挺直腰杆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第二，他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定和执着无一人能够比拟；第三，截至目前，他的政治、军事才干，理论素养、文化修养，在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中可谓领袖群伦，无人堪比；第四，在探索如何走向共产主义的路径上，他的气魄、勇毅，真可谓古之所无，今之少有。如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动作，除了毛主席，谁还敢干？这里，我想起梁启超的一首诗： 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肯为百世师。 誓起民权与大同，更研真理熔新知。 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如狂欲谁语。 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梁启超“既开风气又为师”的气魄可谓大矣，但同毛主席的“粪土当年万户侯”、“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以及“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气势、雄豪相比，不就高下立判了吗？ 孟：说到文化大革命，这是毛主席最为人们所诟病的问题，您是同文化大革命关系最密切的当事人之一，文革中勃发，文革中落难。现在文革已经尘埃落定近半个世纪，社会上对文革的评论却依然是聚讼纷纭。您今天怎么评价文革呢？ 戚：我认为文革是最能彰显毛主席冲天气魄和弥天大勇的事件。他最早发现执政党的各级领导走向腐败，即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最早提出解放后的中国存在“官僚资产阶级”，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于是在自己生命的最后10年毅然发动文革，希望以此阻断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的势头。他特别看重文革，认为是自己一生所做的最重要的两件大事之一，但也知道此事“赞成的人少，反对的人多”，所以直到临终前还要求邓小平领衔对文革作一个“三七开”，即基本肯定的总结。评价文革不是一句话能够说清楚的，但有一点可以说，文革至少使中国今日老百姓人人深恶痛绝的腐败之风推迟10年蔓延！ 孟：但是，文革是中国共产党的决议彻底否定、被主流意识形态定为“浩劫”的呀？ 戚：文革的确有不少负面的东西。因为它“史无前例”，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胆、最冒险、最激动人心的探索。不必讳言，由于种种原因，即可以避免和不可避免的许多失误，开始轰轰烈烈的文革最终还是失败了。尽管如此，但我认为，还是不能“彻底否定”文革，作为革命道路的探索，它有其成功的方面，如通过群众运动揭露执政党的阴暗面，发动群众监督党和政府的工作。再如大字报，它是群众民主表达自己意愿的一种相当成功和有效的形式，应该成为与腐败斗争的有力武器，有些像现在的“互联网”吧？一些有问题的干部很怕它。当然，文革更留下许多深刻的教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更重要的财富。今天，文革已经成为历史学家面对的学术问题，虽然大多数年轻人不知文革为何物，但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将会持续下去，而且有一点我坚信不疑：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文革的评价会越来越公正客观，文革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怀念。 孟：文革是在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不可以说，文革是这个理论的一次并不成功的实践，您怎样评价这个理论？ 戚：不管现在人们怎样评价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我认为这个理论是毛主席的伟大创造，不仅是毛泽东思想宝库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更是最具创新价值的组成部分。这个理论的核心是探索在无产阶级掌权以后如何保持执政党的纯洁性，保持执政党与人民大众的血肉联系，保证历史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使日益增长的社会财富不偏离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轨道。这个理论似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毛主席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开始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还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在这个过渡时期，必须坚持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 第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党内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最大的危险是党内出现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一旦掌权，就会改变党的正确路线，改变社会主义方向，强行挟持党和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主要对象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毛主席对这批人的一个科学概括，非常精准。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只要这部分人窃取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只是时间问题。 第三，进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最有效的方式，是文化大革命，因为这种方式能够将广大革命群众发动起来，利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形式不断揭露党、政府和社会的阴暗面，不断清除腐败，使走资派无处藏身，使腐败在造成大的危害前即被揭露和整肃，极其有利于保持党和革命队伍的纯洁性。因为腐败不断产生，就需要不断揭露和铲除，所以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再来一次”。 第四，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不断壮大和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同时严格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用制度将贫富差距控制在劳动人民能够接受的范围内，真正使全国人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第五，不断改造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对行政体制、文化教育、卫生医疗、科学研究等领域进行改革和改造，使全民都能享受民主权利和文化教育、卫生医疗服务。等等。 这些理论显然是正确的，或基本是正确的。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国家是很容易回归资本主义道路的，“苏东巨变”就是摆在眼前的活生生的例子。前苏联的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写的《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记述了前苏联这个革命成功70多年的社会主义国家走向崩溃的悲剧历程，使我们看到走资派如何与国际敌对势力相勾结，将一个曾经强大的、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社会主义大国轻而易举地扭回了资本主义道路，很值得一读。昔日敢于同美国和整个西方叫板的苏联一朝瓦解，今日的俄罗斯在美国操纵的北约不断东扩威势的步步进逼下，一让再让，屈辱求和，看着就令人憋气。 顺便说一下。有人，就是邓小平，提出“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要点有二：一是将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排除在毛泽东思想之外，意思是将所有他认为不符合自己标准的毛泽东思想的内容统统排除在毛泽东思想之外，这实在是匪夷所思！所谓毛泽东思想就是他的全部思想，无论正确和错误的内容都应该包括在内，否则何来“完整”？何来“准确”？再说，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排除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还成其为毛泽东思想吗？二是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创造，这更令人匪夷所思！因为全党全国人民创造的思想丰富极了，如果全党全国人民创造的思想都算毛泽东思想，那么，毛泽东思想还有边际吗？在我看来，毛泽东思想就是毛主席个人创造的思想，带有鲜明的时代和个性特征。当然，毛泽东思想是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总结和理论升华，这里面自然包括对广大群众创造的理论和经验的总结，但这种总结和理论升华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做得出来的，毛主席做出来了，这就打上他个人的印记和特点，也就只能是毛泽东的思想。所以其他任何人创造的思想都不能归于毛泽东思想之中。 孟：可是，文革的破坏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直到现在文革依然为许多人所诟病的原因吧？ 戚：文革中的“破四旧”的确破坏了不少文物古迹，烧掉了一些珍贵的书籍、字画和文物古玩等，还错杀了一些地、富、反、坏、右等所谓敌对分子，实在令人痛心。但这些破坏一股脑儿算在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头上却是不公平的。 事实是，文革中破坏最严重的1967年6、7、8三个月，正是“资反路线”最猖獗的三个月，北京最早的那批“红卫兵”，以“联动”、“西纠”为首，高喊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杀向社会，在他们掌握重权的老子明里暗里支持下，打、砸、抢、抓、抄、烧、杀，无所不用其极，犯下一连串令人发指的罪行。但这与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几乎没有关系，而是在“资反路线”纵容下进行的。毛泽东所以给这次革命起名叫文化革命，就是指要用文化的方式、批判的方式、非暴力的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他虽然提出过“全面内战”的口号，但也是指用“文斗”的方式进行阶级斗争。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任何人都没有提倡“武斗”，江青是讲过“文攻武卫”的话，她要求造反派“文攻”，但当走资派，特别是军队以武力对付造反派时，才要求“武卫”。而打、砸、抢、抓、抄、杀的主力，恰恰是首都工作组（叶剑英实际负责）支持的以高干子弟组成的红卫兵“联动”、“西纠”之类组织。组织斗争罗瑞卿的不是解放军吗？抓彭真的所谓红卫兵不是叶帅调动的特种兵吗？特别应该指出，“联动”、“西纠”之类组织的暴行，还是在毛主席8月回京后，经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后下令制止的。有些地方，如杭州的红卫兵要砸灵隐寺，当地党政领导谁说也不听，不是陈伯达打电话制止的吗？就说你们历史所当年到造纸厂抢救善本书，不也是在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做的吗？ 可是，现在将文革中出现的一切破坏活动统统算在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账上，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文革结束后，当年打、砸、抢、抓、抄、烧、杀的英雄们不仅没有人出来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忏悔，还原历史真相，反而以文革受害者的面貌出来控诉文革，这样的无耻行径不令人齿冷吗？再说对刘少奇、陶铸等人的批斗，硬说完全是由我策划的，还说搞了武斗，这都不符合事实。你想，我当时的身份地位，能自行决定批斗刘少奇、陶铸这样的大人物吗？我只能奉命行事。让他们的夫人陪斗，是陈伯达的指示，开会时，是我决定让陶铸夫人曾志坐着，因为我知道她与毛主席的关系不错。批斗会全程录影，绝对没有武斗，是文革中最文明的批斗会。不信你放录影看看？ 孟：然而，文革的结果却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几亿中国人民生活在贫困中，这与毛主席的初衷不是相背离的吗？ 戚：“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是一个很有煽惑力的提法，实际上是言过其实的。你看文革中多次发布的国民经济发展的年度报告，工农业基本上不都是连年增产吗？当然，由于毛主席对文革的作用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没有预见到问题的复杂性，对于生产的关注度不够，导致生产力的进步迟缓，经济发展的速度不够理想，对外的开放度也很不够，文化教育科学领域批判过头等，这与毛主席理想的人民的革命积极性一旦激发出来就会出现经济的飞跃发展显然是不相符的。这些缺点和失误，有的可以避免，有的难以避免，这在如此“史无前例”的文革中出现是可以理解的。 孟：文革结束后不久，社会上就出现全盘否定毛主席的一股歪风，国外和港、台还出现了一些诸如李志绥编撰的那样在私生活上抹黑毛主席的书，您如何看待这些现象？ 戚：中国国内出现的全盘否定毛主席的歪风，在我看来是主要一小撮右派势力所为，跟着他们跑的群体情况比较复杂，其中大多数是不明真相，稀里糊涂，少数是哗众取宠，起哄凑热闹。在国外，则是一批唯恐中国不乱的敌对势力兴风作浪。 至于李志绥，他那本书纯粹是一派胡言。这个人我认识，他曾在中南海做过保健医生，我也找他看过病。他在书中吹嘘自己怎样参加党的重要会议，如何同毛主席私下交谈一些重要问题等，绝对都是信口胡编的。中央举行的一些会议，如政治局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中央委员会议，什么人参加都有严格规定，做会议记录的工作人员都是严格挑选的，无关人员是绝对禁止涉足会场的。李志绥一个小小的医生，根本不可能涉足这类会议。至于他说自己多次同毛主席私下交谈一些重要问题，更是无稽之谈。你想，毛主席日理万机，什么问题应该找谁谈，都是有特定的目标，他怎么会找李志绥这样八杆子打不着的人谈党内机密和国家大事？再说，毛主席根本也没有时间找李志绥这样的人扯闲篇！还有李志绥写的那些所谓揭露毛主席的私生活的活灵活现的故事，完全是无耻的虚意编造。毛主席虽贵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但他却没有个人的自由，他天天生活在秘书、警卫战士和其他工作人员的注视下。不说别的，警卫战士一天24小时都在他的卧室门口站岗。他可能背着这些人干那些龌龊事吗？更重要的是，毛主席是中国人民心目中最伟大的领袖，他必须树立自己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崇高的道德形象，他不可能自毁形象。李志绥的编造，只能骗那些没有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的人。 当然，这并不是说毛主席没有缺点错误。他的性格有点偏执，自以为是，偏听偏信，主观武断，做了一些错误的决定，伤害了一些不该伤害的人。但是，他一旦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承认，就改正，毛主席的缺点错误，犹如子贡所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孟：您曾近距离地接触毛主席，他留在您心中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戚：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18年，几乎天天能够看到他，我最深刻的印象有这样几点： 一是他忘我的工作精神。他每天要处理的世界大事、国家大事一个接一个，不停地开会、批阅档，夜以继日，很少有休息的时候。如抗美援朝的日日夜夜，他时刻关注着战况的发展变化，不断做出决策，发出电报，指导中朝军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硬是将世界上军事力量最强大的美国逼到谈判桌前。 二是他对劳动人民那份发自内心的血肉亲情。他期望中国人民尽快摆脱贫困，为此他领导了史无前例的土改、合作化、工商业的公私合营、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三年困难时期，面对群众遭受的苦难，他流泪自责，拒绝吃肉。1958年，他带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主动将自己的工资由一级降为三级。世界上有这样的无产阶级领袖吗？ 三是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信和执着。可以说，建国后的27年，毛主席做的所有工作，都可以归结为对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最终目标的探索。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毅然发动文化大革命，目的更是“反修防修”，保证中国不偏离社会主义道路。


四是他的读书学习精神。毛主席平时除了工作就是读书学习。你去他的住地看看，无论是办公室、书房还是卧室，甚至卫生间，映入眼帘的主要是书。他老人家读书之勤，读书之多，读书之快，读书之富有成效，在几代领导人中无人能比！他是为革命而读书，为总结中国和世界革命的经验教训而读书。他总能从读书中找出为我所用的东西，指导革命和建设工作。 五是他的智慧、才能、眼界绝对超越他同辈的一切领袖人物。他的视野特别开阔，思索特别深邃，遇事总能比别人站得高，看得远。他想问题，办事情，总是不忘过去，重视现在，展望将来。比如，他赞赏孔子的“入太庙，每事问”，一直强调对什么事情都要“每事问”。读中国古书，他总是联系现在，古人那么办，我们怎么办？如读至《资治通鉴》这一段：

上曰：“为朕养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于屏风，坐卧观之，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陟。县令又为亲民，不可不择。”乃命内外五品已上，各举堪为县令者，以名闻。（《通鉴》卷193《唐纪》9·太宗贞观贞观二年）

毛主席就问：我们现在怎么鉴别和使用干部？

再如读到马列著作的某个观点，他也总是对照马列，问中国怎么办，我们怎么办？他对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和斯大林的“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两段话特别重视，多次强调其重要意义。他认为所谓分析，就是搞清楚时间、地点、条件，而条件中最重要的是人的条件，在人的条件中特别要分清阶级和阶级力量对比，哪些人拥护党的政策？哪些人反对党的政策？那里领导者的情况如何？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等人的品格和能力如何？一个新政策的出台，就是调整各方面的关系，要分清利弊，利大还是弊大？特别要看是否对大多数群众有利？毛主席的每次谈话，几乎都有发人深省的东西，引导人们进行深入的思考。 在毛主席同辈的领袖人物中，刘少奇谈党务，陈云谈经济，都能提出一些发人深省、引人思考的东西。周总理注重具体事务多，他很少能提出一些发人深省、引人思考的东西。毛主席始终怀抱高远的理想，念念不忘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并且始终想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他重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对其领袖人物都有评价。他赞赏陈涉“奋起挥黄钺”和刘邦“斩蛇起义”的造反精神，但认为他们都缺乏远大理想，他们紧盯的也就是帝王位子和“取而代之”。毛主席比较重视张鲁在汉中建立的政教合一的政权，认为他设立的“义舍”具有共产主义萌芽的因素，他的“符水治病”可能是中医治病的一种方法，也可能更多的是心灵安慰和精神疗法。毛主席多次提到要使中国历史上那些带有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科学化”。毛主席始终关心最广大群众的利益，他所以批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就是因为它将大部分医疗资源都放在城市，致使广大农村长期缺医少药。他要求城市医生下乡上山，为农民送医送药，还让总理给下乡的医务工作者鞠躬，后来又推广赤脚医生，这都是为最广大群众的利益着想。他所以坚持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提倡集体主义，反对“包产到户”（其实就是分田单干），就是因为他认为这样做最符合广大百姓的利益。而刘、邓却不讲或很少讲共产主义理想，他们都支持“包产到户”、分田单干。 毛主席当然也有缺点错误，但不能将解放后出现的一切错误都归到他的头上。实在说来，其他人也有错误，有些错误也不比他小，而且对毛主席的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你想，就说极“左”错误吧，刘、邓就比毛主席少？在土改、反右、四清等运动中，刘不是都比毛更左吗？1958年的“大跃进”，大刮浮夸风，全是毛的错吗？1958年秋天，邓小平到贵州视察，不是认为那里粮食多得令人发愁，建议农民一天吃六顿饭吗？1959年秋，灾荒已经在全国各地蔓延，当时主管农业的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外号“谭大炮”的谭震林不是到毛主席的专列上汇报，说河北农民每人每天一斤粮食，“个个都满面红光”，农村根本没有灾荒吗？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赵紫阳，不是在广东擅自查抄农民家里的粮食，然后写报告给中央，硬说农民“瞒产私分”，农村的缺粮并不严重吗？这些有意或无意的误导显然对毛的决策起了很坏的作用。再如“文革”中的抓“五一六”，硬是无中生有地抓了上百万的无辜者，致使数以十万计的人走向不归路，难道不是有人不断给毛主席提供假资料，误导他做出了错误决策吗？再说“文革”中的错误，如其中发生的打、砸、抢、抓、抄、杀，现在一股脑儿推给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这是很不公平的。毛主席所以给这次革命起名叫文化革命，就是用文化的方式、批判的方式、非暴力的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他虽然提出过“全面内战”的口号，但也是用“文斗”的方式进行阶级斗争。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任何人都没有提倡“武斗”，江青是讲过“文攻武卫”的话，她要求造反派“文攻”，但当走资派，特别是军队以武力对付造反派时，才要求“武卫”。而打、砸、抢、抓、抄、杀的主力，恰恰是首都工作组（叶剑英实际负责）支持的以高干子弟组成的红卫兵“联动”、“西纠”之类组织。组织斗争罗瑞卿的不是解放军吗？抓彭真的所谓红卫兵，不是由叶向真前台指挥、叶帅调动的特种兵伪装的吗？而这些事情，中央文革却根本不知道。 毛主席的伟大功绩绝不是几个小丑的狂吠能够抹煞得了的，他的人格魅力也不是几个无耻之徒乱泼脏水能够毁掉的。我特别欣赏你们山东大学教授高亨先生歌颂毛主席的那首《水调歌头》：“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五洲风雨，笔下有雷声。”概括的多好啊！ 孟：全国数以亿计的人中，能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人不过千万分之几，所以您是幸运儿之一。您进入史学领域并取得引人瞩目的成果，有毛主席的影响吗？ 戚：毛主席可以说是我进入史学领域的领路人和当之无愧的导师。我解放前在上海读中学时参加了地下党，1949年入中央团校学习一年，勉强可算专科学历吧？我没有经过历史专业的科班训练。进入中央办公厅工作时是一个19岁的年轻人。我从小养成的一大优点是爱读书，在办公厅干的第一个工作是图书管理员，这给了我一个得天独厚的读书机会。后来我做秘书科长、秘书局长，这给了我大量接触毛主席文字的机会。例如，《毛泽东选集》前四卷最后的校对工作是我同田家英一起完成的。当时，我们二人相对而坐，每人一份清样，从正文到注释，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他读我校，我读他校，就这样，我们校对完了，也熟悉了毛主席的每一篇文章。在平时的工作中，我几乎天天读到毛主席对许多文件和问题的批示，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我从主席的文章和大量批示中学习他的观点、观察问题的方法和写文章的技巧。毛主席既是伟大的革命家，又是写文章的圣手。他的每篇文章几乎都是典范。其中，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高瞻远瞩，立意的高屋建瓴，辨析的鞭辟入里，用典的贴切恰当，知识的渊博宏富，文笔的华美顺畅、雅俗共赏，尤其是气势的前无古人、雄视百代，更是令人拍案叫绝，感佩莫名！这样的文章，除了毛主席，还有谁能写得出来？我如饥似渴地读毛主席的书，揣摩学习他写文章的观点和方法，开始试着写点小文章，后来为吴晗主编的历史小丛书写了《孙承宗》，再后来就是写李秀成问题的讨论文章。1964年调《红旗》杂志工作后，就彻底转到历史研究领域工作了。因为我是在历史研究领域崭露头角的，所以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认定我学过历史专业，有人还有鼻子有眼地说我是你们山东大学的毕业生。其实都是误猜和误传。我学历史不是“无师自通”，而是有一个真正的老师，这个老师就是毛主席！他虽然没有像现在的研究生导师那样亲自对我耳提面命，但在我心目中，他是我的导师。说句玩笑话，我是在毛主席指导下读完研究生课程的。 孟：您已经年过8旬，身体还这样硬朗，思维还这样敏捷，激情还这样澎湃，不像有些落难被囚的人精神萎顿，满腹牢骚，似乎全世界的人都欠他的。您为什么能保持这样的状态呢？ 戚：第一，自从参加地下党那天起，我就坚定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至今没有动摇。第二，我相信李白的名言：天生我才必有用。所以在任何条件下，比如在监狱中，我也没有放弃读书学习。马列全集、《诸子集成》、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书，我就是在监狱中系统读完的。《大风起兮云飞扬——两汉人物论》、《青梅煮酒论英雄——三国人物论》等书稿也是在监狱完成的。出狱后，我更是不断地读书写作，在史学领域辛勤耕耘。人生苦短，只有永不放弃，永不言败，孜孜以求，努力奋斗，才能学有所成，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做出一点成绩。在社会生活中，一个人的命运很多时候是自己难以把握的，但在任何条件下不放弃学习和思考却是自己可以做到的。 孟：感谢您敞开心扉、无所顾忌和发人深思的谈话。尽管我并不完全认同您的观点，但我赞赏您的坦率。作为50年前您的耸动视听的文章的崇拜者，我更赞赏您在学术研究上锲而不舍、老当益壮、愈挫愈奋的拼搏精神。衷心祝您健康长寿，在学术上取得更大成就！

晚年戚本禹/家人提供
戚先生： 近好！我根据您10月8日的谈话，又将稿子改了两遍，字数已近万，不知是否体现了您的意图？现发给您，请您最后修改定稿。 祝一切安好！ 孟祥才上  10月17日 ——摘自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9年12月版新书《学部“文革”亲历记》第2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