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改造: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再研究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提出知识青年劳动化的策略，把新农村建设统一于动员、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实践中。广大城市知识青年开始有组织地深入农村，加入改天换地的农业建设队伍。融入基层的知识青年群体，卓有成效地开展推广农业技术、普及文化知识、传播先进思想等工作，成为促进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艰苦锻炼和“再教育”，为知识青年的成长之路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使其在实践中确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学术界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成果颇丰，有的对整个上山下乡运动进行系统梳理，有的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两个阶段做出总结和回顾，奠定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的史学基础。有的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应该在政治运动史和社会生活史的“双重框架论”下进行，并以后者为主导。有的认为可以从农村和基层为切入点进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并且注重与其他研究议题对话。但是从知识青年群体出发，探索其下乡后在促进技术与生产相结合而发挥作用方面的研究还很单薄。因此，本文聚焦下乡后广大知识青年在农业技术推广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以发掘知识青年群体对农业技术改进和新农村建设的独特作用。

　　一、农村广阔天地与知识青年下乡

　　(一)农业、农村建设的新方向

　　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农村和边远地区依然存在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粮食产量低下等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农村整体文化水平较低、观念落后所致。以山西省昔阳县技术推广为例，县里派出教员针对各村实际进行生产指导，却招致三区黄岩村群众反对，认为杀虫药剂“不顶事”，拒绝购买红矾杀虫剂; 七区王寨村农民以“墒不好，不耐旱”为由反对翻地。农民文化水平低下不仅导致农业生产技术长期得不到改进，而且成为推广新技术的阻力。如1950年，山西省洪洞县二区南尹壁互助组种了60多亩棉花， 其中有几亩棉花生了蚜虫，有的农民认为可以按照传统“下雨灭棉蚜”的方式处理，有的农民则认为棉花长不成了可以改茬，这种“靠天吃饭”的想法耽误了消灭蚜虫的时间，几天后所有棉苗都生了蚜虫，区政府了解情况后送来了农药和一架喷雾器帮助群众消灭蚜虫，但村里人怕伤了棉苗，不敢使用。由此可以看出，在基层农村进行技术推广首先要破除守旧思想，注重与基层实际相结合。这一过程更需要掌握和了解农业技术的知识人才下乡，以改进农业生产方式，提高粮食产量。

　　鉴于农村急需知识劳动力与城市青年面临就业压力的双重情况，早在1957年6月29日至7月10日，当时的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即国务院农林办安置领导小组)就召开了各大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接见各大区安置工作领导小组长时，提出了调整安置工作方向和改变工作重点的问题，把城市知识青年下乡提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要工作日程。自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全国范围内提上日程。

　　党和政府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知青下乡的预备工作时就明确指出这项工作的意义：“向青年讲清楚，下乡知识青年是社会主义的新型农业劳动者。动员青年到农村去，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农业，逐步提高农村文化水平，使农村和城市差别逐步缩小。”社会主义农业大发展，需要大批知识青年的积极努力。为帮助知识青年更好地认识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在他们下乡之前普及农业知识成为必要。1958年1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明确指出：知识青年下乡前要进行三个月的农业生产训练，掌握知识本领和技术;《中国青年报》要增加农业方面的知识和科学方面的知识，编辑农业宣传册，用国家补贴的办法支援农村;农业科技部门、大专院校、广播电台等有关部门，要为农村知识青年开办农业广播函授学校，主要是推广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党和政府组织的实践培训以及宣传部门的舆论导向，让广大知识青年明白深入农村劳动的意义，亦成为引导更多城市青年奔赴农村、支援生产的指引。

　　1960年以后，各地开始大规模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民日报》专门报道了到浙江省嘉兴县安家落户的 2390 名知识青年和到辽宁省金县梨树沟的27名知识青年的事迹，黑龙江省萝北县创建的“北京庄”、上海青年垦荒队在江西创建的“共青社”、天津青年志愿垦荒队开辟的“北大荒”等都是当时推出的优秀模范。1965年12月28日，国务院在批转1966年城市下乡安置工作计划中写道：“1966年计划下乡67.4 万人，其中到国营农、林、牧、渔场19.8 万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结合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重点试办半农半读的劳动大学，为逐步推行两种教育制度积累经验，促进科学种田造就人才。”

　　(二)技术、知识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在农业技术亟待革新、农业集体化稳步推进时期，总体文化水平较高的下乡知识青年对农业现代化的新技术、新方法更乐于接受和掌握。活跃在各地农村的知识青年都亲身参加过提高农业产量、改善农村生产条件的“种子革命”(引进新良种)、“白色革命”(施用化肥农药和地膜)、“机耕运动”、建设“大寨田”等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劳动，一些知识青年还与基层的科研人员和有经验的老农一起，充当技术改革项目的带头人，参加农、林、水、机、牧等多项科学试验，为当地较快地运用和推广农业新技术、新方法做出特殊贡献。这群来自城市的新生力量，与土生土长的农民不同，他们更擅长将自己所学知识与现实劳动相结合，在试图转变思路、改善农业生产艰辛状态的考量中，也许有不符合实际的想法，但归根结底是知识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探索。有知识青年回忆：“我们生产队开会讨论，需要通过创建一个农业科学小组来提高科学养殖技术。我自愿做了这个小组的领导。小组成员平时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地里干活，但当我们有实验的任务时，我们就告诉生产队长，各自去做实验工作。”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在深入基层农村参加农业技术推广运动中为自己的人生道路找到了难得的锻炼机会，从而有了一种可放开手脚大干一场的感觉。

　　知识青年是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对新的技术和方法往往也最敏感、最易接受，这种特质融入农业技术推广的过程，会收到明显的效果。而且，掌握知识、见识丰富的青年人才从事农业生产，能够主动将知识技术和农业劳作相结合。客观地说，长期在学校接受教育的城市青年和常年在农田里精耕细作的农民同样面对艰辛的劳动时，在经验、体力等方面都有一定差距。“从适应农具到逐渐加大劳动强度，干农活确实算是一个挺难过的‘关’。开始，我们都是费尽了力气，活儿仍干不好，但是社员却能做得又快又好，因为他们对这些劳动已经非常熟悉了。”但知识青年怀揣支援祖国最需要地方的远大理想，能够克服困难，与农民一道，日复一日地重复着繁重的农事劳动。这一过程逐渐使知识青年意识到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对成长中的广大城市青年而言，二者的差距越大，他们将技术与生产结合的想法就越强烈。

　　与此同时，知识青年带来丰富的文化活动，调剂了农村的单调生活，在与农民的日常接触中，对农村习惯的改变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对那些偏远落后、交通闭塞地区的文化建设，起到了引导、培育和变革的作用。在新农村教育和卫生体系建设的过程中， 凭借专业的文化知识背景，知识青年大显身手，在提高农村的文化知识水平和医疗卫生水平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中有不少人担任了农村教师或“赤脚医生”，为当地提供教育、卫生、医疗等服务，不仅直接提升了农民的知识素养和健康水平，而且很大程度上冲击或改变了农村的一些沉积陋习。据统计，山西省1968—1978年的下乡知识青年中，累计担任民办教师和赤脚医生的达 15340人，占同时期插队知识青年总数的5.1% ，其中不少人成为当地学校、医院的骨干。新鲜血液的注入让广大农村地区的教育、医疗和卫生水平都迅速提高，对农村社会变迁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二、农业生产实践中的知识青年

　　(一)技术推广工作中的积极分子

　　“1965 年计划下乡安置54万人，在具体安排上，要尽可能与建设稳产高产农田、大搞样板田相结合，同搞科学试验田和推广丰产经验结合起来。”在这方面，政府部门提前安排的培训工作、报刊上刊登的农业技术知识，以及兴办的各类农技学校，帮助知识青年带着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知识深入各地，并且使他们有机会将知识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在基层农村中掀起农业技术革新风气。比如江苏省邗江县(现为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大圩公社红旗大队知识青年农具改革小组，改革和试制成功电磨、风谷机、饲料打浆机、轴流水泵等农业机械，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劳动效率。在病虫害测报、防治和土农药、土化肥的生产中，知识青年发挥了显著作用。如病虫害防治、改良化肥与当时知识青年在学校中接触到的化学知识有一定的相关性，因此拥有一定理论基础的知识青年既能在劳动过程中检验所学知识的合理性，又可以利用理论知识更好地改造劳动过程。在山西省夏县插队的葛元仁回忆道：“1974 年，在全大队开展了‘生土回填，阳土上翻’的平田整地(把土壤下层的生土挖出来填入低处，再把表面的熟土覆盖到生土上面)。有个副队长认为这样平田整地太费工，只要把土地整平就行，不用‘阳土上翻’。我利用生物知识解释，庄稼生长需要表层土壤中的团粒结构，这种团粒结构熟土中才有，生土中没有，所以才要“阳土上翻”。这个副队长就是不信，还要打赌比产量。他按照自己的办法平整了一块地，倒了好多茅粪。可是第二年同样种棉花，他那块地里的棉苗又瘦又小，而我们地里的都很壮。实践证明，他的这块地成了活教材、对比田，打消了和他有同样想法的人的顾虑。在后来的平田整地中，各队都自觉地采用了‘生土回填，阳土上翻’的平田整地方法。”拥有一定理论基础的知识青年在农业技术推广过程中能够正确地理解并做出科学的解释，既方便普通农民在比较中接受，又便于向更大范围传播，进而有利于技术推广工作的开展。

　　下乡前农业部门有针对性的培训和下乡后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的创办，帮助知识青年对农业技术和知识有了大体了解，使他们的实践活动更加深入有效，这是知识青年能够和当地农民以及技术员有共同话语的关键。例如，江苏省扬州地区有1.6万余名知识青年分别参加了1840多个由干部、贫下中农和知识青年组成的“三结合”科研小组。在改土、育种、改革栽培制度、气象预报和推广应用各种农业新技术科学实验中，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对发展农业生产起到很好的作用。有的县选送知识青年到农校学习;有的公社为知识青年科研小组拨出土地作试验基地;有的地区农科所采取挂钩设点和协作等方式，大力支持知识青年的科学实验活动，对知识青年更好地开展科学实验、推广农业技术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提高农业生产的有生力量

　　知识青年在下乡之前曾在学校系统地学习过生物、化学等科目。这些知识虽然与农业生产的实际要求有一定差距，但部分有关农作物生长的常识能够应用到粮食生长的不同阶段，或对一些生产老大难问题的解决有所启发。“我插队的运城夏县，尽管采取了平整土地、开挖深井等办法，1974年的小麦产量距预期仍有不足，经过回忆高中生物课本上植物生长相关知识，我分析是小麦缺磷肥的缘故，于是联合各队收集鸡粪等含磷量高的腐殖酸肥，经过努力，终于在1975年达到亩产410斤的成绩。我自己体会到，只有把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生产实际中去，才能促进生产。”葛元仁将所学生物知识与生产实际相结合，既证明了科学实践的重要性，又证明一定的专业知识对于粮食增产的重要性。农民的生产经验与知识青年掌握的理论知识相结合，是实现科学种田的必要条件。基于此，行之有效的生产经验被科学地记录，同时降低推广难度，适应更大更广范围的农业生产。也正因如此，许多知识青年成为农业机械化的骨干，他们把自己所学的科学知识运用在农业生产实践过程中，和当地农民一道，贯彻“农业八字宪法”、改革耕作制度、扩大复种指数、培育良种、研制菌肥、防治病虫害，从而使粮食产量不断提高。

　　广大知识青年成为农村建设的生力军，虽然其自身体力和劳动技能与当地农村青年相比有不小的差距，但分布在各地的1700多万知识青年与当地农民群众一起奋斗在农业生产的第一线，将科学知识运用于劳动，有效支援了当地农村发展。“成都知青张官民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1973年协助全社100 多个生产队建起科研小组，先后开展了100多个项目的科学实验活动，其中改进和培育水稻品种20多个、小麦品种30多个。1975年推广的小麦良种，平均亩产达到537斤。蒙云是1969年10月到四川达县赵固公社落户的重庆知青，他搞起农科小组，先后为生产队引进和培育了32个小麦良种和40多个水稻良种，并选出10多个适合本地生产的优良品种，逐步扩大种植面积。1974年全队水稻产量比上一年增产11.8%，1975年在严重旱灾的情况下，仍比上一年增产13.2%，并支援兄弟社队优良品种2.1万斤。”张官民的水稻科研小组以大量的科学实验活动为支撑，蒙云的农科小组培育出来的优良 品种与当地情况结合，这均是在实践过程中将科学知识与农田基本建设相结合，改变了农村落后面貌。“许顺达是1972年2月到四川石柱县木坪公社落户的重庆知青。他根据这里山高水冷气温低的特点，组织群众因地制宜进行试验，利用试点开荒造田，在高山上种出了稻谷。他带领群众改田改土，在内凼湾这个多年的荒草滩上平整出20亩良田。他还发动群众改革山区粮食作物的耕作方法，大抓旱地改制，使全公社1975年的粮食总产量比上年翻了一番。”知识青年对石柱县木坪公社的坡地改造、经济植物种植、副业发展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平整土地、修造水利使得耕地面积不断扩大，粮食产量不断增加。

　　三、余论：与新农村建设共成长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与农民大众结合”核心内容就是广大知识青年怀着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直接参加改天换地、建设新农村的实践。在下乡的历练中，知识青年逐渐形成求真务实、实事求是、追求正确的人生价值等重要品格。

　　第一，深入农村可以更好地宣传工农联盟。知识青年下乡期间正好是广大边疆和农村地区推广农业技术和改进工具的时期。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减轻劳动强度、改善农村落后面貌，多数知识青年都自觉成为义务宣传农技与农具有效性的重要力量。凭着丰富的知识背景，与技术员和推广部门一道，促进推广工作高效开展，从而巩固了工人与农民、知识青年与农民间的关系。此外，知识青年在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生活经历，使他们与当地农民在共同劳动中结下弥足珍贵的友谊，很多知识青年在接受采访或是编写回忆日记时，常用“我们那个村”来代表之前插队所在村庄。知识青年与广阔天地的父老乡亲之间的情感联系可见一斑。

　　第二，知识青年在从事艰苦农事劳动之际，锤炼了一切从实际出发、重视实践的作风。陌生且艰苦的农事劳动没有压垮本该在城市就业的知识青年，他们反而利用自己的知识去改进农业劳动、推广技术、开展合作化等。在农村变革的各个过程中，都留下了知识青年的身影。在不少地方的记录中，常有“知青井”“知青路”“知青渠”等具有象征意义的标志。原先在书本上的生物、化学、物理、数学等知识开始在实践中落地发芽。知识青年在适应艰苦农业劳作、推广农业技术的过程中，发扬了一切从实际出发、重视实践的精神。

　　第三，长期的农村基层工作经历让广大知识青年形成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经过艰苦环境的磨炼，他们更加坚定支援边农的信念，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促进新农村发展，不断在自己并不熟悉的领域里做出成绩。这种排除万难、奔赴理想的人生观使得他们成为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国家的大政方针、城乡的现实差距、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曲折反复等，不断萦绕在下乡知识青年脑海里的这一系列问题，使他们在人生的重要阶段对前途、物质、财富的认知形成过程接受重大考验。“对于广大上山下乡青年在建设农村事业中所做出的贡献和受到的锻炼，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在农业发展面临瓶颈、新农村建设急需人才时，党和国家做出的支援边农的重要决策。党和国家在统筹安排知识青年下乡时，充分考虑到推动农业技术的重要性，出台增进知识青年农业技术知识的举措，从而帮助知识青年有效地促进边农地区技术与生产的结合，加快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

　　(本文作者李凯旋，山西临汾人，山西大学博士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刊于《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21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