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被困西安的记者写的封城日记

1月4日，一篇著名为“江雪”的《我的封城十日志》流传网络，被指不亚于武汉方方。在文章的最后，“江雪”写道：“事件过后，如果没有反思，不吸取血泪教训，忙着立功摆奖，歌功颂德，那人们的苦难只能是白白承受。”
文中一句话引起读者的注意："此前，网上已曝出不少新闻，政府的免费菜发到了一些小区，但网友追查，一些自称保障丰足的小区都和政府有关。“
这位名为江雪的记者为曾经的华商报首席记者、财新调查记者，被封在了西安。她用自己的观察，客观冷静地记录了封城后的西安人的生活。
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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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封城十日志
小区里的大喇叭又响了起来，一遍遍重复着，喊人们下楼做核酸。队排了很长。测核酸的女生，每做完一个，都使劲地用消毒水拍打着自己的塑料手套。我闻着那冰凉的气味，想象着她的手已冻成青紫。
这是2021年12月31日。旧年的最后一个黄昏，暮色即将降临。从阳台上看出去，大街上空寂无人。这城市不再有车水马龙的傍晚，死一般的寂静让人感到荒谬而又有一丝恐惧。
2021年12月26日，西安昌明路口。
1 封城当日
12月22日下午，西安封城令宣布当天。我闷着头在南郊的家里编稿子，隐约感觉到疫情变得严重。家门口的一些餐馆几天前就被贴了封条，门口的便利店前一天已不再接快递，生活开始不方便。三点多，朋友随喜微信留言，说还是去买些菜吧，储备一些食物，马上超市都要关门了。我相信她，她是资深的公益人，有多次远程救灾的经验。于是立马出门。
到超市就发现情形不对。虽然当天的新闻发布会还没召开，傍晚的大抢购还没开始，但人们的购物车都塞得满满当当。我决定多买一些，共享单车是驮不回去了，最后还是用车载了回去。
果然五点多的新闻发布会上，下了“封城令”，虽然政府说“物资供应充分”，但人们已开始抢购。我因已买好东西，心里比较笃定。忙完了，出去转转。路上看到，高新区的沙井村村口，聚集了一大堆人。整个村子外面，沿路边有两三百米，都已被绿色的板子隔了起来。
从天桥走到路对面想看看详情，这才发现，有一家正在营业的商店，也被隔在了挡板里边，暂时还灯火通明。我站在天桥的台阶上，和老板打招呼。他告诉我，下午紧急封村，商店过一会儿就得关门了。
村口聚集了上百人，人们都戴了口罩，摩肩接踵，没有其它防护。路边，有一辆警车，闪着灯，车上没人。
一个年轻女人，买了一堆东西，塑料袋胡乱放在地上，正蹲着给家人打视频。一个中年男子，靠着自行车，发愁地看着人群。他告诉我，早上他出去干活时还好好的，晚上八点下班回来，就发现村子封了，进不去了。他告诉我，一个月的房租是500元。
我知道那种房子。20年前刚毕业，我就住城中村，大约10多平米，没有卫生间，在楼道里做饭，采光不好，黑咕隆咚的。
两位清洁工，手里拎着塑料袋，大约也是买了点生活用品，站在人群里，黄色的保洁服很显眼。问他们，说是下午四五点出去干活的时候，还能出来，晚上干完活回来，就进不去了。
很多年前我做过保洁员的报道，知道他们租房，只能在城中村，因为他们有推车、扫把等工具，就算租得起楼房，也没法住。当年报社附近的黄雁村，就是保洁员们的一个聚集地。后来那里整体拆迁，盖起了楼，他们也就失去了一个落脚的地方。
我陪他们站在路边，感受着他们的无奈。年龄大的一位很胆小，生怕说错了什么。年轻的那位，却始终笑着，对我不时点着头。口罩后是黝黑的面庞，我能感受到他笑容的温暖。
一忽儿，隔离板接口的地方，人群一阵骚动，似乎开了一条缝。听人们说，现在村里的领导正开会，还在等说法。两名保洁员也赶紧凑了过去，一会儿又失望地散开。看看手机，已将近晚上十点。人们聚在这里，在寒风里至少已等了两个小时。
几天后，看到网上说，住在城中村的一个年轻男人因封城吃不上饭，饿得大哭。我就想起这个封城夜。不知道这个男人是否也住在有几万人的沙井村，也曾在那一晚被堵在村外、一脸茫然。
又去了几个地方，然后回家，此时大街上已空荡荡。吉祥路上，俗艳的红灯笼挂满了路边的梧桐树。有人站在路边，拎着大包小包。高新路上，骑摩托的外卖小哥小吴正赶着送零点前最后的餐。他说，虽然封了城，人总要吃饭，商场里的一些餐馆应该会开门，会有单子跑。说话时他还笑嘻嘻的。
那时候，我们还没想到，这场“封城”，会如此仓促不堪，朝着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这个夜晚，那些被堵在家门口的人，超市里抢购的人，孕妇、病人、考研学生、建筑工人、城市流浪汉、路过西安的旅游者……可能都低估了这场“封城”将为他们带来的灾难。
而那些为这座城市按下“暂停键”的人，那些手握权力的人，他们又可曾想到，他们将怎样影响居住在这城市的1300万人的命运？如果这不是比天还大的事情，那还有什么是呢？
2 残存的市场
至少在封城之初，一切似乎还说得过去。很多社区门口的超市、蔬果店，遮遮掩掩都还在经营。虽然人们的流动已停止，但基本的生活供应还在运转，不过慢了许多。
我所在的小区，院子里每两天做一次核酸。大门虽不能自由进出，但物业开个“出门证”，也就是一张小纸条，就能出门。据说隔离政策是“每一户两天可以有一人出去买菜”。
我并不需要外出去买菜。一来还有储备，二来小区旁的便利店还开着，勤快的老板娘隔着栅栏记下大家的需要，不管是蔬菜米面油，还是生活用品，配好货，再递进来。12月25日，下雪了，有蔬菜车停在了小区门外，菜很新鲜，还有鲜肉，邻居们自觉地排队去买。一位女士在人们羡慕的目光中，抱走了自己订的一大束鲜花。
没有人能预料到，仅仅过了两天，全西安人都开始在网上找菜，全民买菜难。在这样一个物质过剩、人人都要减肥的年代，吃饭会突然成为一件难事。
12月26日，封城后第四天。在网上看到消息，说大家最近都在关注的湘西田田老师回家了。为田田老师高兴的同时，我想起了一位年轻的律师朋友，他的妻子，此时也在网上呼喊，盼着丈夫能回家。但她的声音实在是太微弱了。
心头憋闷。我决定以买菜之名出去转转。
拿“路条”出了门，在积雪未融的街道上扫了辆共享单车，享受这难得的自由。大马路上，公交车还在跑，但并没有人坐。某个站台的躺椅上，躺着一位流浪者。大街上，不时掠过外卖小哥、快递员的身影。
路上警车不少。出来十分钟，大约看到四五辆警车。
平日经常去买菜的甘家寨村口，用挡板遮住了。板上贴了好几张纸，歪歪扭扭写着“调料”、“辣椒”、“榆林豆腐”、“土猪肉”字样，都留了电话。有两个男子，就隔着挡板，一手交货，一手扫码付账。
这是一个庞大的城中村安置区，也是周遭一个著名的集市。每到傍晚，村里灯火通明，红尘万丈。好几个快递公司的服务站都设在这里。和周边社区相比，这里衣食住行，自成一统。虽然封城，但村里的好多小餐馆还开着。此时，社区的围墙外站着一溜儿外卖员。不一会儿，就有餐馆的小老板匆匆跑过来，隔着栅栏把待送的餐递给他们。
一位外卖小哥正坐在摩托车上玩手机。我和他聊了一会儿。
小哥姓刘，今年29岁。老家在宝鸡。他说，22号那天听到要封城，想赶紧回老家，结果一问，回老家就要集中隔离，隔离费还得自己掏，一天得210元。太贵了，他决定还是留下来。但他租住在沙井村，村子已封了，他也回不去。
没办法，他就住酒店，因为这样可以自由进出，还能继续跑单。而大街上的酒店，最便宜的是每天150元，他和人分担。这些天，开门的餐馆少了，单子少了，但外卖员也少了，所以他每天还能跑三、四百元，甚至超过了他此前的日平均收入。
几天后，看到新闻，老家在咸阳淳化县的一个男人，封城后，为了从西安回家，蹬了一辆共享单车，在零下六七度的关中原野，从晚上8点骑到早上6点，将近90公里，在接近老家时被防疫人员“抓住”了，罚款200元。还有一个年轻小伙，为了回家，从咸阳机场走到秦岭，又在山里走了八天八夜，一直到了分水岭附近的广货街，被人发现。
我又想起了小刘。不知道后来“管控升级”，他还能出来吗？即使能出来，又有单可跑吗？一天150元的住宿费，他又怎么承受？后悔那天没有留下他的电话。
3 管控升级
12月27日，突然听说全西安“管控升级”了。小区保安说，原本执行的“两天出门买一次菜”，已经作废。从今天开始，任何人都不能进出小区。
28日，全网都在呼吁“买菜难”。我所在小区门口，大门紧锁，物业的人不再让大家在门口停留，在栅栏内登记买东西。我扫码加了门口便利店的群，这才发现，这可能是我接下来唯一可依靠的生活补给渠道。
后来想想，道理其实很简单，如果所有的人都不能出门，那外面物资再丰富，宣传再好，其实也和普通人没了关系。
便利店的群里一片混乱，已有400多个人。人们都在找吃的，抢吃的。老板娘规定，每天“接龙”只能限于早上一个小时，但每个刚进来的人，都要先抢接龙一番，自然被老板娘一顿训斥。
翻了翻群里信息，看到小区里有年轻人在求助：“谁能卖给我一幅碗筷？到处都买不到。”我留了话，让他十分钟后在楼下取，然后给他收拾了碗、碟、筷子等一套餐具，送了下去。
隔着绿化带，问了一下小伙子的情况。小伙说，家在附近，公司在这边，封了后回不去，但办公室从没有开过火，所以啥都没有。他好不容易弄到了一个炖锅，但又没有餐具，也没地方买……作为感谢，他带给我一点零食，包括一袋鸡肉肠，一小包士力架，还有一盒特仑苏奶。
第二天，情形更糟糕。看到群里有两个年轻人说，已经吃了一周泡面，嘴都烂了。一个说，她现在所有的库存，只有两包方便面。另一个说，自己已“弹尽粮绝”。
我留言给两位年轻人，说第二天中午，我给他们送一顿盒饭。一位谢绝了，另一位答应了。临睡前，我取出了冰箱里的一块牛肉，想着第二天给这位姑娘做西红柿炖牛腩。没想到，第二天她留言，说自己有吃的了，不用给她做了。再三邀请，她还是说算了。猜测她是因为自尊，或者还有一丝戒备，就没有再强求，只告诉她，有事可以和我联系。
我也开始数着自己的库存过日子。看到邻居说天天做油泼面，为了省菜。就送去了四朵香菇，两个西红柿，一个西葫芦。再加上一桶我封城前买的啤酒，挂在她家门口。她挺开心，回赠我几个甜脆的苹果，我求之不得。
此时，看到网上说很多小区，邻居之间开始“以物易物”，拿方便面换香烟，大蒜换土豆等，哑然失笑，但我相信，这当然是真的。
突然进入了物质匮乏的状态，人也开始对食物计较。我老想去厨房看看，清点一下冰箱里的存货。封城已近一周，提前采购的食物，也少了一大半。想着再补给一些，但在便利店的群里，根本接不上龙，很多人说自己已在饿肚子，等吃的，央求店家能早点配货。我决定不去凑热闹，另谋生路。
4 人们的自救
从12月28日到12月31日，至少这四天，关于怎么买到菜以及生活必须品，也就是如何能吃到饭，大部分西安人只能依靠自救。
有外地的朋友好奇，问快递能送到吗。事实上，在12月21日左右，西安的快递已停，人们无法从外地网上购物。封城后，微信群里流传着一些网购平台，称疫情期间可以送菜。但我下单才发现，只要住在西安，就无法配送。平时常用的“盒马”，永远是“快递小哥已约满”。好不容易找到一家“人人乐到家”，下单买了些菜，但付账后两天，还没有动静，也就退了。
12月29日政府新闻发布会的直播，评论区被“买菜难”攻陷，结果干脆关闭了评论。
我和几位朋友在一个志愿群里讨论。他们都参与过各种救灾，经验丰富，都不约而同地说，这次在西安，要做点事，实在太难了。封城之初，他们就组织了线上线下几千名志愿者，但却没法发挥作用。政府“一刀切”关闭了所有小区，通行证又非常难办，志愿者根本没法离开居住地，到一线服务。这也是他们多年来都没有遇到的情况。
其实很容易想到，我们这些小区居民还是幸运的，家里一般都会有点余粮，不至于马上挨饿。最悲惨的是老旧小区，城中村、建筑工地等一些“三不管”地带的人。难以想象的是，那些平日在公司上班的年轻人，封城后也成为吃饭最难的人群之一。他们平时不做饭，没炊具，有的就住办公室。此时外面餐馆关门，外卖停止，连大门都出不去，方便面都成了稀罕物。
12月30日晚，气温零下。在一个小群里，朋友留言，刚在街上给流浪者送完餐回来。这位朋友热心慈善公益，与人合作，十多年如一日，坚持为西安街头流浪的赤贫者提供食物。这几天，他在南郊的工厂为流浪者准备食物，然后送去城里，一晚上送了185份热饭菜。他因有通行证，倒没有什么阻碍。
封城前，我曾参加朋友的活动，给流浪者们送过一次棉衣。知道他们平时主要在市区的银行、ATM机下等地方避寒过夜。如今封城，他们一方面被驱赶，另外，因为街道上没人，不管乞讨还是拾破烂，都没了条件。对他们来说，这注定是一个极为艰难的冬天。
元旦这天，我和好不容易有点空闲的张姐聊了会儿天。她做公益机构已10多年，原来为残障者服务，近三四年投入社区工作。这次疫情，她一直在和社区合作，链接资源，参与了很多救助活动。
张姐告诉我，遇到封城这种极端情况，社区邻里自救非常重要，类似独居老人、孩子等人群的特殊需要，有人没吃没喝等，一些燃眉之急，邻里互助完全可解决。包括在一些重大危机发生的时候，社区内的自助自救都是不可缺少的。但目前的情况是，社区不做这些事，人和人相处如在孤岛。在这块儿，原本公益机构可以做很多事，在社区耕耘建设。但这一点，往往又被政府忌讳。
说到目前到处吃菜难的状况，她比喻，类似于把大家全圈起来，再由政府工作人员去“投喂”，试想在上千万的城市，怎么可能实现？一个社区有两万人左右，基层工作人员一般不超过十个，光各种行政指令都忙不完。她感叹说，认识到的社区工作者，以年轻女性为多，很多也都是母亲。这些天她们根本回不了家，都是超负荷运转，很多人就打地铺睡在办公室，让她都觉得“心疼”。
“政府还是没有认识到，行政力量不能解决所有的事情。就像这次防疫，基层工作人员这样没日没夜地辛苦，效果又如何呢。”我们聊着，不知不觉过去了一个小时。
5 我们的建议
12月31日上午，我终于买到了疫情以来的第一箱菜。说起来还是通过邻里互助。我在小区微信群里看到卖家的海报，发现价位比较合适，108元一箱，一箱20斤。赶紧下单，第二天就送到了，还挺新鲜。
此前，网上已曝出不少新闻，政府的免费菜发到了一些小区，但网友追查，一些自称保障丰足的小区都和政府有关。与此同时，住在曲江的朋友开始收到“爱心菜”，不少人开始发“正能量”。但我的判断，即使政府送温暖，一时半会也到不了我们手里。道理很简单，市场停摆，全市日常的物流配送都停着，1300万人的大城市，靠基层工作人员、志愿者短期内送菜上门，可能吗？
取到菜，问了老板两句。老板说菜是从宁夏调来的，调了5000件。因为前些天办不下通行证，没法送。只要小区的需求在5件以上，他们都愿意配送。“市场永远比政府聪明”，这是句老话了，此时此地，我才能感同身受。
事实已经很明显，持续多天的“买菜难”，本质还是人为灾难。在西安，并不存在物资匮乏，只是物资难以送到最需要它们的人手里。看到很多自媒体文章，有一篇，作者叫兽爷，一语中的：“我们有天猫、京东等那么强大的物流系统，政府为什么不用？非要自认为聪明地自己去送菜上门？”
天天看着朋友圈，微信群，内心被各种信息轰炸。随着管控升级，每天都有坏消息传来：高危孕妇无法去医院备产，肾移植后急需用药的病人无处买药，农民工在关门的建筑工地上无法吃饭，考研学生滞留街头挨饿……因防疫管控而引发的各种次生灾害频频发生，再下去，并非没有爆发人道主义灾难的可能。
12月31日，一早和朋友们聊，讨论该怎么办，和随喜等朋友形成了一些建议。我决定，以市民个人的身份，先把这些建议发出去。这份“西安一位市民关于解决吃菜难问题的紧急建议“中提到：必须逐步恢复市场秩序。首先恢复末端物流系统，让菜贩、果蔬店、超市等能进入小区供应，包括让各种救命药品进入居民手中等。并且鼓励社会力量进入救助系统，鼓励民间自救等……
最后，还是决定不署名，为的是不被贴上“标签”，只让市民的心声能表达出来。但天知道，我心里是没有恐惧吗？朋友敏涛前两天写了几篇日志，就是呼吁解决“卖菜难”的，文章发出两天，就找不到了。我熟悉的一家平台，已开始刪掉西安疫情的所有“负面“…
6 “西安只能胜利”
2022年的第一天到来了，一大早，拉开窗帘，晨光熹微，街道依然沉寂如荒原。
我拿起手机，本来是想写一点新年的心情，随手点开一个视频，却看到在距离我不远的南窑头社区，一个外出买馒头回来的小伙子，在社区门口被防疫人员围着殴打。
画面上，白花花的馒头洒了一地，我仿佛听到自己心碎的声音。打人的人，面对自己的同类，这寒风里买回一点食物的人，怎么能下得去手？是哪怕最微小的权力，也会让人变异吗？是在有权者眼里，暴力才是成本最小的解决方式吗？我默默关掉了手机，此时此刻，我只希望自己闭目塞听，能平静地度过这新年第一天。
这城市表面的寂静掩盖不住它的兵荒马乱。从个体角度来看，从12月27日以来，几乎每一天，都有灾难发生着。最初是各种吃不到饭，后来更多的是关于治病就医的呼救。我过去待过的报社，成立了一个“记者帮”的栏目，希望“帮一个算一个”，记者去帮市民买药送药，解决一些实在过不了的关口。每一天，收到的求助信息有上千条。
新年到了，我所在的小区内，家家户户门上都贴了封条。因为另外一栋楼上有两人确诊，听说按照最新的社会面“清零”政策，如果再有病例，我们小区的住户，就要全体被拉走集中隔离。
在小区单元群里，我简直能感受到大家都在瑟瑟发抖。12月31日半夜，被全体拉走集中隔离的糜家桥小区，就在我家附近。而明德门8英里小区被拉到灞桥公租房集中隔离的人，已在求助。我们至少还是在自己温暖的家里啊。此时，不再需要物业提醒，单元群里，大家都在加油鼓劲：先停止一切购物、下楼，一定确保安全，否则，全小区的人都要被拉走集中隔离啊。一位邻居最担心的是家里养的五只猫，其中三只，都是一线防疫人员寄养的啊……有朋友提醒我，还是简单准备一下，以免真的被突然拉去集中隔离。
1月3日，又一天过去了，群里有人说：“终于又保住了一天”。我们就这样苟活在盛世。
中午，看到网上流传着一个叫“太阳花花花”的女孩的消息：她的父亲心脏病发作，费劲周折出了小区送到医院，医院因为她所在的小区是“中风险”，先是不接受，后来勉强留下，拖了几小时，要做手术抢救，但终于没有抢救过来……
我通过小红书去找这个失去父亲的女孩，我想知道，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她到底遭遇了什么。如果有机会，我想抱抱她。也想告诉她，我们遭遇的苦难，应该被记录下来，也不应该白白承受。
我留言希望这个女孩能和我联系。但到傍晚时分，也没有消息，却发现她小红书上第一页关于父亲去世的内容，已被删除。好在我截了图，那上面显示，有很多人已关注她。评论中看到一条，大意是：在这荒谬的城市，只要不是死于病毒，就不算死亡。
1月3日的黄昏又降临了。这是封城后的第十天。我没有等来小红书上女孩的消息，却看到了一个曾经熟悉的朋友留言，一大段话，大抵是为“社会面清零”叫好。末尾有一句是：“西安只能胜利，别无选择，没有退路。”
我很无语。默默地把那个女孩讲述自己失去父亲的遭遇截图发给他。说真的，我不想和他产生任何的辩论。
但最后，我还是忍不住发去几段话。
“‘西安只能胜利’，这是正确的大话，套话，也是空话。与之类似的，还有‘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这句话是不错，但具体到每一个普通人，我们可能要想一想，在这里，我们是‘我们’，还是要必须被付出的‘代价’？”
“事件过后，如果没有反思，不吸取血泪教训，忙着立功摆奖，歌功颂德，那人们的苦难只能是白白承受。”
我不打算再见到他。但我想告诉他，这个城市，不管最终如何从宏大叙事去讲述这场苦难，在今晚，我只关心那个失去父亲的女孩；关心那个流着泪，去找一个陌生的防疫人员要卫生巾、一遍遍诉说的年轻母亲。以及那些被羞辱、被伤害、被忽略的人们。他们原本不需要遭受这样的痛苦。
我也想对他说：这世间，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每一个人的死亡也是所有人的死亡。病毒没有在这城市带走生命，但别的，却真有可能。
2021年1月4日
作者：江雪，媒体人，独立写作者。雪访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