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崛起”的“第一桶金”：哥伦布交换

别看今天的欧美人生活得挺自在，但在1500年以前，欧洲贵族的生活，比中国普通百姓还要差许多：吃饭，他们还只有刀没有叉，只有煮熟后撒把盐的食物，而调味用的香料，吃饭用的瓷器，必须从东方进口，更不用说食物种类了；穿衣，只有粗糙的麻布和毛织品，而舒适的棉织品和丝绸，必须从东方进口，更不要说什么饰物了；饮料，他们只有酒和奶，品茶喝咖啡，更是之后的产物，当然还是要靠进口。至于提升生活档次的花样繁多的手工艺品，欧洲人更是得依靠东方了。至于文化生活，那就更别提了，因为即便是国王、贵族们，也大多是文盲。

拜哥伦布之流所赐，1500年后，美洲大陆成了欧洲海盗肆意蹂躏的所在。

美洲大陆是这个地球上唯一没有大片沙漠的地方，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宝藏不可胜数，这里的主人印第安人，他们淳朴，而且武器落后。从欧亚大陆随便开进一批人，只要没有道德底线，瞬间便可拥有一座金山。

首先闯入美洲的西班牙海盗们确实做到了。他们绑架国王，拿到赎金之后又撕票；抢光地面上的金银之后，逼迫印第安人当奴隶挖金矿银矿。一夜之间，西班牙变成了一个金银王国。英国人进入美洲后，来得更简单：杀光、抢光、占领。

据统计，在1556～1650年这大约100年间，仅秘鲁的波托西矿区，就贡献出2750281公斤白银；另据统计，16世纪，从西印度群岛输入欧洲黄金181234.9公斤，白银16632648.2公斤。仅仅这从两个小地方掠夺的金银，数量就如此巨大！有兴趣的朋友不妨算一算，这相当于当今的多少亿美元，而当时的西欧才有多少人口。在16--18世纪，西欧从整个美洲大陆掠走了多少财物，只有天知道。

稍有经济学知识的人都知道，金银本身没啥价值，只有当社会能够提供足够多的可交易的产品时，金银才有用武之地。

16世纪以前，与亚洲相比，欧洲的经济社会落后得一塌糊涂，说此时欧洲人的工商业发达，绝对是开国际玩笑。此时，欧洲工业落后得令人难以置信，斯塔夫里阿诺斯说，欧洲市场能够找到的东西，只是“英格兰的原羊毛，佛兰德用英国羊毛制成的毛织品，德意志的铁和木材，斯拉夫地区的毛皮，西班牙的皮革和钢”，稍微上点档次的东西，都要从土耳其运过来，而土耳其正在和欧洲闹别扭。

如果生产力水平太低，“钱”太多了，就是坏事。随着大批美洲金银的进入，欧洲闹起了畸形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专家们称之为“一场最大的价格革命”，尤其是白银的购买力，不到原来的20%。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欧洲都在享受“价格革命”的痛苦。

要想让金银成为真正的财富，唯一的办法，就是与工商业发达、物产丰富的亚洲联系起来，实现金银的全球循环。一些聪明而勤奋的海盗们，便将美洲的白银成船地送到中国、印度，换取各种工农业产品，然后送到欧洲去，赢得更多的金银。

通过西班牙和葡萄牙人，以及后来的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欧洲和东方的不对称的贸易开始了。

初到亚洲的欧洲人，尽管在东南亚的一些岛国胡作非为，但是对国家统一、中央政权稳固的国家，都被打得头破血流，再也不敢乱来，只好老老实实做生意。

《剑桥中国明代史》说：中国产品“在每一个品种和每一个方面都要优于已知的欧亚大陆的其他地方”，“中国文明的这些方面成了晚明时期世界的奇迹，当时西方商人首先来到中国，主要是寻求手工业技术制品、瓷器、丝绸和锦缎、玉石和珍贵木料的雕刻、漆器、精致的金属制品，以及丰富的无与伦比的其他贵重物品。但除了用于奢侈品交易的高级产品，中国的手工业者以其深厚的创造力生产了无数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商品和用品：从鞋、帽以及车、犁，到刀、梳子、剪刀、铁锅、各类纸张、皮革、编织品、陶瓷品和世界上最雅致的家具——真是一份无穷无尽的清单”。

瞧罢这个清单，真不知道当时的欧洲，能生产什么。

《剑桥中国明代史》继续说：“16世纪70年代早期，西班牙人一开始在马尼拉交易，他们就发现从中国来的商品品质优良，而且价格也要低廉一些”。“在马尼拉，几乎所有航运到新大陆去的货物都是中国人带来的，几乎所有的商业活动及技术性手工工作都是中国人从事的……西班牙人很快认识到，不论他们怎样地害怕和鄙视中国人，但没有他们的贸易和工业，他们不能生存下去。（在大屠杀过后）中国城内活下来的商人得到保证，贸易可以照常继续进行”。“1573年，中国与西班牙在菲律宾开始直接贸易后仅两年，两艘西班牙大帆船满载中国货物，包括生丝、丝和棉织品，以及2.2万多件的明代瓷器，返回墨西哥”。“据估计，早在16世纪30年代，每年大约有4万至6万件中国瓷器从亚洲运到里斯本。到了40年代，据说里斯本的上层人物已经身着丝服、品尝中国茶，按照葡萄牙图式专门订购明朝瓷器了……到16世纪末，葡萄牙人每年大约将6000公斤至3万公斤白银运到澳门”。

欧洲商人们也曾带来许多欧洲产品，但是，往往无人问津，“的确，这时的中国商人往往看不上外国产品，正如上面所说，他们宁愿收‘钱’”。

随着中国从欧洲获得的白银越来越多，白银的购买力持续下降。《剑桥中国明代史》：“在1568～1644年间，金银比价由1∶6扩大到1∶10，甚至到1∶13。另一方面，在1577至17世纪20年代早期之间，中国的银与铜的比价从1∶229缩小到1∶112。”

这就是说，经过半个世纪的外贸，白银在中国的价值下降了一半。

西欧人没完没了地向中国送来成船的银子，这个过程，持续了三个世纪，硬是让中国的基础货币由铜变为银。《新全球史》说：“1565～1815年的250年中，坚固、快捷、装备精良而且载货量大的西班牙大帆船定期往返于菲律宾的马尼拉与墨西哥西岸的阿卡普尔科之间，从马尼拉满载着亚洲的奢侈品到墨西哥交换白银。大部分的贵金属流入中国，这是因为中国经济繁荣，白银需求量不断增加，而白银是中国的基础货币。”

西欧人有的是银子，所以，也没有什么“出超”、“入超”的概念，也没有发展“民族工业”的想法。乔治・勒费弗尔指出，甚至在整个18世纪，欧洲“9/10的铸币（银币）来自拉丁美洲；西班牙和葡萄牙用铸币支付进口，转手交给英国、荷兰和法国”。

尽管西班牙、葡萄牙最早在海上扑腾，最早在美洲大陆占据广阔而富饶的殖民地，最早与繁荣的亚洲展开贸易，但是，从工商业角度看，他们仅仅充当了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足量的等价交换物的角色；站在交通的角度看，他们仅仅充当了探路者和领航员的角色。完成这一使命后，他们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坐冷板凳当观众了。西班牙唯一可以值得炫耀的：曾经很有钱——尽管是抢的。

西班牙、葡萄牙奔波于大洋的帆船，对人类社会的直接贡献，便是“哥伦布交换”，实现了东半球和西半球的农作物和家畜的交流。小麦、葡萄、马、牛、羊、鸡等进入了美洲，而玉米、土豆、番薯、番茄、花生、烟草等等在欧亚大陆生了根。据傅衣凌《明史新编》：玉米，在嘉靖年间，由中国西北传入内地；番薯，在万历年间由华人华侨从安南和吕宋传入福建；花生，经葡萄牙人沿海传入，在万历年间已经在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广为种植。据南炳文、汤纲《明史》，美洲作物还另有传入途径：玉米，因滇缅陆路传入，在明末已在云南、贵州、四川、河南高山丘陵普及；番薯，也经印度、缅甸传入云南。

不过，这些作物是否真的是通过欧洲人传入中国，至今并没有定论。这些对土地质量要求不高而产量很高的农作物的引入，对中国意义重大。总之，明朝与外界保持着密切的经济文化往来。

《剑桥中国明代史》说：“显然，‘不变的中国’与同时代的欧洲相比，事实上更能迅速而广泛地采用这些作物，把它们用作食物，并在新型经济中利用它们。”这就是说，即便是物种交换上，中国人也比欧洲人勤奋，表现优秀许多，因为中国农业技术水平远远领先于欧洲。

对于靠抢劫致富的欧洲人而言，因为接触亚洲，接触中国，收获无限。依仗美洲的金银做后盾，经过几个世纪的学习，他们实现了从文盲海盗，向“绅士”的转变：

学会了用瓷器吃饭；

学会了不再用手抓饭，洗手之后再吃饭；

学会了吃带多种调味品的饭菜；

学会了品茶、喝咖啡；

学会了穿柔软舒适的棉布和丝绸；

学会了洗澡之后穿衣服；

学会了从乡间窝棚，搬到城里居住；

学会了纺纱织布，后来才有了纺纱织布的“工业革命”；

学会了办学、读书、写书；

学会了用考试选拔人才；

......

西欧人生活乐趣大大增加，生活质量一日千里，社会治理水平如旋风般提升。

于是，欧洲开始“文艺复兴了”。

随着与中国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欧洲人又开始玩言必称中国的“启蒙运动”了。

随着西欧人被“启蒙”，西欧“崛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