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义：再批戈尔巴乔夫（深度警世）

　　漫步在广袤的俄罗斯大地上，不论是在美丽的莫斯科河边，还是在一望无际的伏尔加河平原，抑或在古老深沉的英雄之城圣彼得堡，在美丽如画的克里米亚海滨，一个强烈的感受时时激荡着冲击着我的心扉——那就是作为一个充满英雄主义精神的伟大民族，俄罗斯人民在外敌入侵面前所表现的坚强意志和抛头洒血的一往无前的牺牲精神。

　　如果你没有到过俄罗斯，没有对俄罗斯人民的战斗精神作一个实地的考察和了解，我敢说，你对“战斗民族”这样一个时下全球流行的称谓，你的理解肯定是表像的和肤浅的，你不会有那么真切那么深刻的感受。　　

　　一幅幅画面至今想来依然那么让人热血贲张：

　　这是将近100年前的画面：

　　1918年，十月革命的胜利，新成立的苏维埃政权，遭到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等14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围攻。在列宁领导的新生政权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俄罗斯人民以前仆后继的牺牲精神浴血奋战，凭着血肉之躯构筑的盾牌，硬是把敌人打出了国门之外，并最后打败了帝国主义联军。这几乎震惊了世界，因为当时全世界的舆论都认为，面对强大敌人，苏俄政权灭亡已是旦夕之事。

　　如今我们只有在纪念馆里，领略红军士兵踏着战友尸体英勇冲杀的悲壮场面，还有那写在墙上的数以万计的长长的烈士名单。没有拼死作战的血性，仅仅凭着靠工人赤卫队组建不久数量不多的红军，不可能战胜装备精良的帝国主义列强。　　

　　这是另一幅画面：

　　1941年，二战中入侵苏联的德军已经突进到了莫斯科郊外，敌人用肉眼已经能够望见克里姆林宫的塔尖了，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已经危在旦夕，然而，此时沉着坚定的斯大林却在莫斯科红场正举行大阅兵，苏联红军以视死如归的英雄精神，昂首阔步行进在红场上，而出了红场便直接开赴战场，那种“誓与祖国共存亡”的呐喊，气壮山河。

　　那样一个军民昂首阔步奔向战场的画面，至今都是一个战斗民族的时代经典。此后三年，在1700座城镇7万个村庄化为废墟，32000座工厂，6500公里铁路，1135口矿井被完全摧毁的情况下，先后有300余万苏联共产党员为保卫国土英勇牺牲，有2700万军民死于反侵略的战场，但是斯大林硬是领导苏联人民战胜了法西斯德军，把胜利的旗帜插上德国首都柏林的议会大厦，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如今，遍布俄罗斯国土上的那些英雄纪念碑和力克强敌的英雄故事，已经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记忆，融进了俄罗斯人的血液里。那个用胸膛堵住敌人的机枪枪眼的英雄列兵马特洛索夫，那个用血肉之躯带领部队击毁德军十八辆坦克的师政委克罗奇科夫，那个曾经创造空战奇迹的歼击机飞行员阿列克谢克，还有为我们熟知的卓雅、舒拉，等等，他们的英雄雕像都高耸在城市街头，成为一个战斗民族的精神象征，供后人缅怀和瞻仰。据史料记载，3年卫国战争，被授予“苏联英雄”的英雄多达11635名。在俄罗斯，听人讲述这些英雄的故事，至今都是初来俄罗斯的人们必不可少的内容。

　　但是，今天，在卫国战争已经七十年后，我们行走在这浸透着英雄的鲜血和伟大精神的国土上，除了对英雄的民族和对一种精神的崇敬之外，另一个百思难解的疑问却常常萦绕于心。这种疑问，特别是每当我站立于卫国战争的英雄们的雕像前，或伫立在当年苏联军民曾经浴血作战的战场，就越发强烈:那就是这样一个富有战斗精神的从不屈服的伟大民族，这样一支不畏强敌的英雄军队，为什么在1991年8月某一天的瞬间，就突然丧失了战斗的意志和抵抗精神了呢?为什么帝国主义国家曾经用飞机大炮没有实现的宏大规划，就这样在未发一枪一弹的情况下，苏联，这样一个屹立于世界70余年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这样全世界第一个共产党的大党，忽然间就瓦解和消亡了呢?　　

　　这是我们最想探究的话题，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也是俄罗斯人民永远难以忘记的伤痛。不仅对俄罗斯，对全世界人民，这都是一次巨大的政治灾难，因为马克思、列宁所倡导的伟大共产主义运动，从那一天起陷入低潮。

　　不论是与俄罗斯文化界的人士交谈，还是与大学生知识分子交流，抑或是与那些普通平民闲聊，还是在战争陈列馆、英雄纪念馆的观众群里，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涉及这个话题，而谈及这个话题，人们又很自然很容易地涉及一个人，如今即使说到这个人的名字，俄罗斯人都是嗤之以鼻，带着难以名状的恼怒和愤恨。

　　这个人就是苏共中央最后一任总书记，苏联政府最后一任部长会议主席，同时他也是苏联历史上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他叫戈尔巴乔夫。

　　关于戈尔巴乔夫，我们只是在踏上俄罗斯土地之后，才对这个人才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关于他的事情，俄罗斯人可以滔滔不绝的给你讲个没完。

　　不过，今天在俄罗斯的政治生活中，这位历史上苏联唯一总统的名字，似乎早已经销声匿迹了，人们对他的存在可以说早已忽略不计，虽然他自己还不甘寂寞地偶尔对某些事情想发声露脸，但俄罗斯无论官员还是百姓，对他的话已经毫不关注。因为对俄罗斯人民来说，普遍认为他毁了苏联，他葬送的是无法复制的至今人民依然忘怀的一段历史。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尔巴乔夫，1931年出生于一个北高加索边疆区的一个农民家庭，毕业于莫斯科大学，长期从事党务工作。

　　他虽然出生农民之家，但是在他成长的青年时期，恰恰正是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苏共的历史，提出“全民党”和“全民国家”的时期，这给他以及整整一代苏联青年留下了极其深刻的思想印记，在1989年苏联发生巨变的时候，这代人是主力军，对社会主义制度开始由怀疑变反对，在舆论的引导下，他们对共产主义的理想和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一步步发生了动摇直至瓦解。最后苏联共产党的终结和苏联作为一个国家的解体，这代人起到了决定的关键性的作用。而这一代人的代表性人物，正是后来当了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

　　在俄罗斯，许许多多的书刊资料，都清晰地记载了戈尔巴乔夫对自己曾经为瓦解苏联做出的贡献的不加掩饰。在自己回忆录里，他对自己的贡献感到十分满意和自豪，认为自己为俄罗斯带来了福音。

　　1993年，戈尔巴乔夫与日本一位名叫池田大作的社会活动家，合作出版过一部名为《20世纪的精神教训》的对话录，在这本书里，戈尔巴乔夫直言不讳地说：“我们都是苏共20大的孩子。早在学生时代，我就已经发现，社会主义的现实同理想相差十万八千里了。”这些话，无疑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斯大林，指向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

　　他不仅把矛头指向斯大林，而且进而直接指向马克思和列宁。他说，“俄国的悲剧，就在于马克思的晚年时代已经死去的思想，却在20世纪初的俄罗斯被选择。共产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口号。”1998年，苏联在他手上已经亡党亡国多年后，他说，苏联解体在短短几年走过的路，使专制的过去已经成为历史，他认为，苏共和苏联的终结，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对苏联以及整个人类的历史性大贡献。

　　在俄罗斯，我们常常听到的议论是关于戈尔巴乔夫的出身。很多人认为，戈尔巴乔夫代表的是具有极强复仇主义心理的一类人。我们从来都反对以出身来谈论一个人的政治选择，但是对戈尔巴乔夫，我们却不能不另当别论。因为他自己就不加掩饰的承认，他最后的政治选择和他的出身密切关联。

　　他自己认为，他在就任苏共领袖之后，之所以能够做出震惊世界的政治决断，完成结束苏联和苏共的历史这样的历史，与他个人的家庭背景关系紧密。

　　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戈尔巴乔夫曾经这样详细的叙述说，他的祖父在斯大林时期因为没有完成播种计划，曾被当作怠工者送进了劳改营。而他的外祖父被当作“托洛茨基反革命组织”成员，被送进监狱。他的夫人赖莎的外祖父则因为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而遭到处决。所以他说他是一个“出生在大清洗中受害家庭的人”，这段历史让他终生难忘，因此，他对苏联的社会制度具有与生俱来的天然的刻骨仇恨。

　　如果说戈尔巴乔夫的这种因家庭出身和学生教育形成的反马克思反列宁的观念，在他的学生时代仅仅是个人的思想选择的话，那么在他掌握苏共领导大权以后，他的这种思想，就可能影响和左右着整个政党，特别是在苏联共产党已经在思想领域发生巨大变化，苏联领导集团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犯了诸多错误，人民的怨恨情绪逐渐集聚的情况下，他的这种思想就可能影响和主导全党。

　　早在戈尔巴乔夫就任总书记之前，勃列日涅夫已经执政18年，在勃列日涅夫的领导下，整个苏共党内已经形成了贪污受贿、沽名钓誉、欺上瞒下的极坏的风气，可以说苏联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最高领导人，当时，人民期待在新的领导人就任之后，苏共党风发生好转，人民生活能够有所改善，但是戈尔巴乔夫就任之后的作为，令人民大失所望。

　　上台伊始，这位新任总书记不是从自身政策的失误去寻找原因，去解决苏联经济一系列的问题，而是归咎于政治体制的严重“阻碍”，提出了一套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把苏联问题的矛头指向了共产党、指向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指向了苏联由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可以说，在道路的这个根本问题上，他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

　　就任总书记不久，戈尔巴乔夫为了从根本上否定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他抛出了一个叫做“公开性”的口号。这个口号，对苏联普通百姓，非常具有迷惑性，他欺骗了苏联整个社会。公开性，本来是由列宁开始使用的词汇，当初列宁是为了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渠道，也是为了帮助领导机关了解人民的意愿，倾听人民的呼声。但是，如今到了戈尔巴乔夫哪里，完全被偷梁换柱，内容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按照“公开性”的要求，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媒体可以公开地批评党政机关，并且明确承诺，“我们的报刊，在当今这个社会发展阶段，可以成为独特的反对派。”

　　这与列宁的公开性完全两回事。这等于号召一切党的反对力量联合起来与党抗衡。这个大门的洞开，对苏共积累的各种问题的不满便一起爆发，再加上本来对社会制度心怀仇恨的人，一起开始聚集，形形色色的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如同洪水般奔涌而出，形成了一股澎湃的恶潮。整个苏联意识形态领域彻底大乱。

　　于是，从1986年开始，苏联的报纸书刊充斥了对苏共对社会主义的质疑和控诉，充斥了对斯大林甚至对列宁，对苏联保卫祖国牺牲的英烈的否定和谩骂。当时，丑化共产党被看作时尚，攻击现行社会制度被称为有理论。相反，那些坚定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却遭到无情的诽谤和侮辱。　　

　　一件事，几乎轰动整个苏联。

　　在列宁格勒工学院，一个名叫尼娜·安德列耶娃的女老师，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因为对在“公开性”的口号下抹黑苏联革命历史的思潮实在看不下去，于是在报纸发表了一封题为《我不能放弃原则》的公开信。在这封信里，她对彻底否定苏共和工人阶级领导地位，对极端丑化苏共历史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种种论调，表示了强烈不满，认为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这已经不是善意的给党提意见，完善和改进党的领导，而是要彻底摧垮这个政党，摧垮整个社会制度，进而完全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苏联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毕竟还有一大批清醒的有正义感的共产党人。这封代表正义的来信，很快在全国得到响应，并且被许多报纸转载，在党组织内部自发性的随即展开不准“丑化历史，丑化领袖，丑化英烈”的大讨论。可以说，这是老布尔什维克们一场捍卫真理的正义举动，如果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苏联还是大有希望。

　　但是，遗憾的是，苏联党中央在戈尔巴乔夫的引导下，却走向了另一个方向。

　　为了这样一封读者来信，苏共中央政治局开了两天的闭门会议商讨对策，在戈尔巴乔夫的主持下，这样一个非常严肃的关乎方针路线的大是大非原则问题，戈尔巴乔夫作为苏共最高领导，本来应该给予坚持真理的女教师以鼓励和支持，至少可以允许不同意见的讨论，但戈尔巴乔夫不是这样，却反其道而行之，会议被他开成了惩罚正义力量、对“反改革反公开性势力”反击动员会。那封本来维护共产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地位的群众来信，被《真理报》定性位“反改革的宣言书”，而那位写信的普通女教师，则被称为“改革的敌人”，“斯大林分子”，“保守派和党内官僚权贵的总代表。”

　　这还不够，为了代表苏共中央表示对这个事件的特别关注，戈尔巴乔夫做了高层人事重大调整。他认为，造成这种局面，主管意识形态的、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负有直接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由戈尔巴乔夫提议，经过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把利加乔夫的工作加以调整，把原来他分管意识形态改为分管农业，他的工作由从美国回来的雅科夫列夫接替。

　　此后，那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力量，遭到了残酷的打击，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在此之后更加甚嚣尘上，整个苏联的历史，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已经被抹得漆黑一团。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大堤，彻底溃塌了。

　　在俄罗斯，负责接待我们的是一位长期在俄罗斯工作的中国人，他叫李宗盛，本来是我们总政话剧团的一名优秀的职业演员，后来转业下海，来到俄罗斯做生意，老李是一名地地道道的俄罗斯通，对俄罗斯和前苏联的历史，他几乎了如指掌。谈到苏联的这段历史，他说，俄罗斯人现在一说到戈尔巴乔夫，谈得最多的就是接替利加乔夫的那位苏共宣传部长雅夫科列夫。他是戈尔巴乔夫意识形态方面真正的“军师”，是戈尔巴乔夫瓦解苏联和灭亡苏共“第一功臣”。戈尔巴乔夫的许多重大决策，很多都是他的参与和密谋。

　　与雅克夫列夫一样，一些对社会主义制度有刻骨仇恨的、敢于否定苏联体制的重要人物迅速被戈尔巴乔夫选拔到重要岗位。莫斯科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波波夫，以炮轰苏联制度著称，后来当选莫斯科市首任苏维埃主席，与叶利钦、萨哈罗夫等人，被称为民主派的领头羊，并且和雅科夫列夫、叶利钦一起，共称为俄罗斯“民主之父”。这些激进派的大量的新潮理论，迅速左右了苏联舆论，苏联几十年来精心培养的思想理论队伍，好像就在很短的时间内，统统调转枪口，成为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掘墓人。

　　那个被称为“氢弹之父”的萨哈罗夫，拼命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当年曾经被强令迁移出莫斯科居住。但是戈尔巴乔夫一上台，就把他请回莫斯科。萨哈罗夫竞选人民代表失败，戈尔巴乔夫立即给萨哈罗夫所在的科学院增加名额，使此人成功当选。后来，在苏联宪法中去掉“社会主义”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根据这个人的提案。正是一大批这样的政治反对派，把苏联引向灾难之中。

　　在苏联解体的进程中，舆论导向起着巨大的作用。主管意识形态的雅科夫列夫，是二战后苏联派出第一批到美国哥伦比亚留学的四名学生之一。以往因为对社会主义心怀不满，长期未得以重用。在女教师事件中，雅夫科列夫突然被戈尔巴乔夫提名当了中宣部长。此后几个月，便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此后全国的报刊和大众传媒，便由此人掌控。这位对社会主义具有天然仇恨的宣传部长，一上台，就对《真理报》《共产党人》等全国有影响的苏联报刊，做了重大人事调整，一批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的老布尔什维克被解除职务。此后被改组后的这些报刊，左右了整个苏联的舆论，为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敲响了丧钟。

　　当舆论导向发生了倒转，当党和国家的主流报刊上每天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对共产党的文章时，苏联的普通群众都陷入了思想的一片混乱之中。于是苏共的包括党代会的各种会议，成为反对派活动的舞台。特别是高等学府，成为反马克思主义最为迅速的场所。在这些地方，你如果再谈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会被无情地嘲弄，大学的课堂成为传播西方价值观的最好场所。只要你能用英语讲几句晦涩难懂的西方辞藻，很快就可能被捧为学识高深的大家，媒体就会发表对你无休止的专访。你可能迅速成为人民代表和国家机关的部长。当一切舆论准备已经完成，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苏联距离解体的日子已经近在咫尺了。

　　除了舆论导向的逆转，戈尔巴乔夫对苏共党风的破坏也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他任职期间，党内的腐败风气比以前更加严重，他自己的官僚主义作风也已经远远超过他的前任。在苏共领导集团中，戈尔巴乔夫以能言善辩著称，他到处巡视，到处讲话，他抛开了集体领导，根本听不进人民的呼声。他一意孤行，完全凭主观决策行事。最典型的一件事，为了推行反酗酒运动，他一个指令下去，让格鲁吉亚具有种植传统的葡萄树全部砍光，这样一下子就实现了酒精饮料的零生产，然而对一个地区传统生产和产业链的极大破坏，却无疑是一种灾难。

　　这位表现欲极强的苏共领袖，最感兴趣的不是研究国计民生，而是热衷于西方国家媒体对他的高度赞赏。他的助手博尔金在回忆录里曾经详细写道：戈尔巴乔夫经常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大声朗读国外对他在世界上进行的“伟大改革”的高度评价，甚至一气可以坚持朗读数个小时。

　　戈尔巴乔夫一系列打着改革旗号进行的“去社会主义化”的行为，引起了西方国家的极大兴奋。他们纷纷答应给予戈尔巴乔夫以经济的支持。1989年，当他的改革最终酿成民族冲突的重大事件以后，便卑躬屈漆地向西方乞讨。然而，世上绝没有免费的午餐。当戈尔巴乔夫向西方世界伸出乞讨之手时，西方给他的是一个苛刻的“哈佛计划”，按照美国经济学家们提出的这个计划，西方每年向苏联援助300到500亿美元，5年达到2500亿美元，要求是援助与改革挂钩，比如“民主化”“私有化”“民族自决”等等，小改小帮，大改大帮，不改不帮。这些条件，无疑让整个苏联全盘西化。美国总统尼克松对美国这个计划有一个最清楚的表述，他说，“美国抛出哈佛计划，关键战略利益不在于要挽救莫斯科，而是要摧毁整个共产主义制度。”

　　1991年，苏联因为民族问题极其经济上空前未有的困难，戈尔巴乔夫带着哈佛计划到了伦敦，要求七国首脑兑现承诺。但他却空手而归，没有得到任何援助，西方七国要求他继续按照西方的要求深化改革。但戈尔巴乔夫明白，国家虽然没有得到援助，他个人却收获满满。他不仅得到了西方赐予的诺贝尔和平奖，而且西方媒体把他捧为最卓越的“伟大改革家”，这种荣耀，是戈尔巴乔夫最为满意和高兴的。

　　当然，还有比桂冠更实在的赠与，那就是金钱。戈尔巴乔夫的身边人员回忆，自从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美国、英国、德国的资产阶级垄断集团便以稿费的名义向他赠送大量美金，他的夫人赖莎一本著作选择美国出版，美国一次即付给300万美金稿费。西方的吹捧和收买成为戈尔巴乔夫完全背弃社会主义的巨大动力。所以，当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分裂势力在波罗的海沿岸搞200万人手拉手运动，公开喊出“打到苏共”“脱离苏联”的口号时，他不得不按照西方的要求撤出派往波罗的海控制局势的空降兵部队。由波罗的海三国开始，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整个苏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

　　1991年8月19日，是苏联新的联盟条约签订的日子。按照这个条约，不仅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的社会主义必须拿掉，而且名字也要变，改变为苏维埃主权国家联盟。更主要的是，格鲁吉亚、立陶宛、摩尔达维亚、拉托维亚、亚美尼亚和爱沙尼亚6个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因为在是否支持保留原苏联的全民公决中，拒绝参加投票，而一旦签约，意味着法律上苏联已经失去了一个主权国家的统一，这6个加盟共和国将脱离苏联。

　　这个严峻的时刻，苏联以亚纳耶夫为代表的党政军领导人，为了保住苏联，阻击民主派上台，在8月19日成立了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委员会，这是苏共为避免灾难的最后尝试。然而这些在实际斗争中缺乏经验的领导者，本来就没有坚定的信念，又缺少坚强的坚持到底的意志，于是当在黑海边休假的戈尔巴乔夫先是模棱两可后又背叛的情况下，紧急状态委员会已经不知所措，举动很快归于失败。按照美国哈佛计划为苏联制定的休克疗法，一个领土面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永远地休克了。

　　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清楚地记得我们新闻联播上当年的这样一些画面:

　　1991年12月25日19点，在克里姆林宫总统办公室，在美国有线电视台和苏联中央电视台的现场直播中，戈尔巴乔夫向全苏联和全世界发表了告人民书，他宣布，他怀着不安的心情辞职，停止作为苏联总统的职务。

　　半个小时以后，克里姆林宫顶上那面几代人熟悉的苏联镰刀锤头的国旗缓缓降下，取而代之的是一面俄罗斯联邦的三色旗。

　　1991年12月26日上午，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此时，会场上已经空空荡荡，共和国院主席阿利姆扎诺夫在悲凉的气氛中宣布：苏联停止存在。

　　苏联共产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样两个为全世界所熟悉的名字，从此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历史。　　

　　20多年过去了，如今的俄罗斯，正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裁中备受煎熬。

　　苏联的解体，当然最为兴奋的还是西方国家，当时，苏联时任和已经离任的前总统，都对苏联解体发表电视讲话，他们十分感激戈尔巴乔夫，称他是最大功臣，同时还决定由美国宪法中心给戈尔巴乔夫颁发一枚自由勋章，英国女皇更是给这个立下大功的戈尔巴乔夫颁发荣誉爵士称号。

　　2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在街头与俄罗斯老人交谈时，他们有很多话给我们更深刻的启示。

　　在圣彼得堡，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布尔什维克操着不太流利的汉语对我们说，苏联的解体，如果说都因为戈尔巴乔夫，并不完全对，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共产党的大党，我们当时值得总结的问题很多。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面对西方在思想领域的进攻，我们不仅无以应对，更主要的是，我们的领导层，完全站在了西方的一面。西方说我们因为经济没搞好，说我们因为大搞军备，这不是最根本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长期以来脱离了人民，我们忘记了列宁建党时对人民的承诺。我们严重脱离了人民。

　　这位老布尔什维克声音不高，但字字说中要害。是啊，早在建党初期，列宁就谆谆告诫全党，脱离人民，离开人民，我们会一事无成。斯大林用那个安泰神话，不止一次向全党敲响警钟，但是，苏联党的领导者，从赫鲁晓夫以后，离人民越来越远，到了戈尔巴乔夫，不仅离人民越来越远，干脆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成为革命的叛徒。出卖了党，出卖了国家。

　　这位俄罗斯老人的话，让我们沉思良久。

　　是啊，离开了人民，我们就必然失败，前苏联的沉痛教训，殷鉴不远，这是历史向我们敲响的警钟。

　　我忽然想到，我们的毛泽东主席，为什么特别把党和人民的关系，当作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为什么党至今把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当作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为什么我们党十九大特别强调一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

　　以人民为中心，这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用鲜血生命换来的经验，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结的深刻教训。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都应该时时牢记，永远牢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