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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反省”很不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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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dwf 发表于 2021-5-17 10:39:5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齐春风

  1949年,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土崩瓦解,一败涂地的境况让退败台湾的蒋介石感叹,“一场春梦,转眼即归幻灭”,那么,“谁为为之,孰令致之”呢?蒋介石表示要“彻底反省,彻底检讨”。此后,他总结国民党失败原因的文章不下三四十篇,自相矛盾之处比比皆是。因为蒋介石根本不可能真正反省,他的所谓“反省”只是基于现象和表面,从未涉及最根本的、真正的原因;更有甚者,他还把失败的原因,从国民党自身推诿给外界。
  隔靴搔痒的“总结”
  起初,蒋介石承认,“我们这次失败,是本身而不是敌人打倒的”,“实在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继而将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是军事的崩溃。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军队有16项弱点与缺点,其中,国民党军纪败坏最为严重。他指责国民党军队“毁法乱纪,败德乱行,真所谓蒙上欺下,忍心害理”。尤其在抗日战争末期以后,“国民革命军内部所表现的贪污腐败的内容和实情,真是光怪陆离,简直令人不能想象”!甚至“自从北伐成功以后”,国民党军队就习染了“所有北洋军阀的毛病”,“在精神上行动上都渐次趋于腐化堕落”,“几乎与北洋的军队如出一辙”。
  蒋介石还提到官兵隔膜、军民隔膜的问题。上下级军官脱节、下级军官与士兵脱节、官兵与人民脱节的现象处处可见。许多高级将领在生活上骄奢淫逸,下层士兵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军民关系也恶劣到了极点,军队的所作所为不仅损害人民利益,还扰乱地方治安。
  他抨击高级将领们精神崩溃、气节荡然、廉耻道丧、败德乱行。蒋介石称,在1949年初下野后,几乎没听到有慷慨成仁、尽职殉节的高级将领。相反,将领们为苟全性命,都会在打仗时做好逃生计划,一到紧急关头就不管部下生死,先行逃命。蒋介石气愤地指责这种行为“腾笑中外,无颜见人;上无以对先烈,下无以对后代”!
  其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党政部门“更应负起此一惨痛失败的责任”,“过去的失败乃是整个党的失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组织问题。他批评国民党“组织瓦解,纪纲废弛,精神衰落,藩篱尽撤之所招致”。党员入党后,不予组训,任其游离涣散;国民党党务工作人员不愿意接见党员,更不愿接近民众,不是在党部里“办公事”,就是在社会上“讲应酬”。因此,党部变成了“衙门”,党工变成了“党官”,党部与党员脱节,党员与民众脱节。此外,国民党内“派系倾轧,组织崩溃,为党的致命伤”,以致整个党成为一片散沙,一击即溃。
  在执政能力方面,蒋介石承认“最大的一个失败就是接收”。因为国民党没有接收现代都市各种庞大机构的经验,在接收前也不曾详细研究日伪机构的组织业务,接收人员不能克制私欲,以致各地接收工作极度紊乱,彻底损毁了政府名誉,令蒋介石在回顾“接收”时直叹“真令人痛定思痛,不寒而栗”。
  最后,蒋介石还认为“学校的教育对青年们的领导失败,实在应该是这次革命严重失败的主要因素”,并称教育没搞好是他生平最惭愧的一件事。他认为党化教育开展得不够,使民族精神萎缩、民族道德堕落,使学生和教授们大半都成了共产党的外围和工具,“以致教不成教、学不成学、师不成师、弟不成弟,所谓学风校规,扫地殆尽,师道人格,荡然无遗,最后卒遭今日国破家亡”。
  轻描淡写的“批评”
  虽然蒋介石对国民党的党、政、军都有批评,但他的推诿之词更多,并且,越到后来越强调外因的作用。
  比如,蒋介石强调失败是“制度没有确立的结果”。何谓“制度没有确立的结果”呢?他的解释是过早实行宪政,明知人民的智识还没有达到实行民主政治的程度,但因内外局势与时代的要求,不得不提早结束训政、实行宪政。如此一来,训政时期一切旧的制度被完全破坏,而宪政时期新的制度却没有建立起来,使得政治上混乱脱节、濒于崩溃。
  再如,蒋介石还责怪马歇尔的调处。他称自己误信了马歇尔,将最精良的军队开到东北,以致内地空虚,各战场兵力单薄。
  还有,蒋介石一开始承认国民党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内部的分化和腐败,但不久后就逐渐开始归因于“国际形势的压迫和第三国际阴谋的作祟”。
  1952年10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七大”上系统总结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包括外交、政治、经济、教育及军事等诸多方面。外交上的失败在于美国对苏联产生了严重误判,以致在雅尔塔会议上被利用;而国民党信赖美国,缺乏自力更生的决心,铸成大错。在政治上,他虽声称不能归咎于民主宪政,但认为政党政治的失败、民主政治的弱点,为共产主义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空间。经济上的失败在于中国经过了长期抗战,农村凋敝,工业尚未恢复战前的繁荣;同时,1947年宋子文擅自动用中央银行改革币制的基金,打破了改革币制的基本政策,经济在恶性通货膨胀的情势之下陷入崩溃的境地而无法挽救。此外还有国民党在教育上受苏联和中共所谓“流毒”的影响,以及张群、周恩来和马歇尔的军事三人小组对国民党军事行动的阻挠。
  1956年12月,蒋介石出版《苏俄在中国》,将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简化为苏俄的“阴谋”,声称大陆“沦陷”是国民党与苏俄“和平共存”的结果。他宣称在苏俄的渗透之下,国民革命的精神被摧残,民族固有的德性几乎毁灭,所有伦理道德、立国基础完全动摇,反共意识亦随之瓦解。他还认为,国民党反共警觉不高、组织不严,未始终将共产党定为“非法集团”,没有对共产党予以绝对的隔绝和封锁。同时,宣传方面也有诸多缺失:工作不主动、理论不充实、动员不彻底。并且,在国民党的外交陷于孤立、经济陷于崩溃之际,一经中共表示反对,美国立即将已商定的贷款无限期暂停,这对国民心理产生的影响之大是无法估量的,促使普通民众对国民党丧失信心。蒋介石还认为,以行政院长宋子文等为代表的官员在工作中存在一系列错误:如1932年中苏复交,1937年“收编”共军;1945年接受雅尔塔协定,与苏俄订立友好同盟条约;东北问题处置不当;接受美国对国共冲突的调停;1946年6月发布东北停战令;“剿共”未成期间就实行宪政;等等。
  对于自己的责任,虽然蒋介石多次表示自己“德薄能鲜”、“领导无方”,“对总理、对主义、对国家,以至于对我们的民族、历史,都是一个最大的罪人”,要负“重大的责任”、“最大的责任”,甚至“全责”;但同时他又要“大家反省”,“和六届中央诸同志不能不共负其完全的责任”,这意味着每个人都有责任。蒋介石还提示,“覆灭我们中华民国最后的一着,就是集中诬蔑于中正之一身”,因为在他第三次下野后“不到一年,整个的大陆就全部沦陷了”,他此次下野,“时间最长,国家的损失最大,而本党的失败也就最惨”。蒋介石以此凸显自己的重要性,进而表示在“已竭尽我毕生的心力,自问无所愧怍”之余,还要“鞠躬尽瘁,补过去之缺失,策未来之成效”。
  在标榜自己不可或缺后,蒋介石指责“军民风气嚣张,国家纪纲扫地,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国民亦不成其为国民”;还称抗战胜利后,“我确信如果两年之内削平匪乱,不只国家的生存可以保持,而且亚洲与世界和平亦由此可以确保。不幸我个人的主张,不能取信于国人,在国内外种种阻力之下,剿匪军事受了挫折”。要之,国民党、军队,甚至连全体国民都要为失败负责,似乎唯独蒋介石自己没有半点责任。
  诿过于人的“反省”
  应该说,蒋介石所说的国民党腐败、分化等现象确实客观存在,这些现象使国民党尽失民心,直接导致其统治的崩溃。但是,他只是罗列了这些尽人皆知的现象,对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缺乏深刻的、真正的认识。他的“反省”从来都是轻描淡写、隔靴搔痒,甚至诿过于人。
  国民党在大革命时期也曾朝气蓬勃,革命势力迅速由珠江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但蒋介石掌权后逐渐倒向国民党右派,成为国民党右派的代表人物,并发动了四一二政变。但四一二政变“伤人一千,自损八百”,国民党内具有左翼革命思想的势力或被清除出党,或因失望而离开,土豪劣绅趁机占据了主要位置。国民党“清共”的过程,同时也是自身人才“逆淘汰”的过程。可以说,国民党变得有气无力、气若游丝,不是始于1945年,而是始于1927年。
  国民党自矜“全民党”,标榜不偏不倚地代表全民的利益。实际上,国民党不但拒绝革命,甚至不愿改良,这使其顽固地站在保守势力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边,与处于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对立。只要这种对立存在,国民党就不会成功,就必然迅速走向颓势,这是不以国民党的意志为转移的。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最迫切的愿望是建立一个和平、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与此背道而驰。民国的日历上几乎没有一天不写着“战乱”二字,尤其是经历了日本14年侵华,人民渴望一个和平安定的局面。国民党悍然发动内战,不但全国人民起而反对,就连国民党军队也因不知为何而战而厌战、畏战。当抗战胜利后,成立“联合政府”的呼声愈发高涨时,国民党却顽固坚持一党独裁,不但与共产党破裂,还迫使中间势力离之而去。抗战胜利后人民希望落实民生主义,希望“耕者有其田”,国民党却使官僚资本空前膨胀,内战使军费支出倍增,经济更加残破,恶性通货膨胀一发而不可收拾。这一切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恶行。
  从始至终,蒋介石的“反省”都没有涉及如何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从而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支持这一根本性问题,顶多只是一些涂脂抹粉的口号。
  对比抗战胜利之初的中国共产党,尽管在武器装备等硬件设施上远不如国民党,但她已在多年的挫折和锤炼中积累了宝贵经验,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与人民团结一致,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一支善战的队伍,一个贴近人心的政纲。两相对比,胜负之势早已确定。
  点评:对治史者来说,日记等材料的当事人视角和“私密性”是一把双刃剑,它们在拉近我们与历史之间距离的同时,也增大了蒙蔽历史真相的风险。偏信所谓“当时人说当时事”或“心里话”,不仅违背了史学最基本的怀疑精神,更是对历史、人心复杂性的失察。
  这不是说日记等深具个人色彩的史料没有任何价值,而只是说利用这些史料时,必须秉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治史原则。对日记、私人笔记、口述史料,治史者必须进行甄别和比对,不可偏信一人之说。正如汪荣祖评论蒋介石日记时所说:日记不是没有颜色的史料,其中有情绪、主观、偏见、谎言,更有不切实际的异想;我们引用蒋之日记,如果不假思索,一味抄录、编排、复述,被他所说左右,随其情绪起伏,则要史家何用?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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