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我们错怪了你! 几个老头抬杠 公园的凉亭下,围了好多好多的人,一会传来笑声,一会传来掌声,一会传来吹呼声,好不热闹! 我和同伴小周来到了凉亭下。哈,原来是几个老人在这闲聊,时而抬杠,引来了围观。我俩上前一打听,这几个老人都是离休、退休的老干部,年龄都在八十岁从上。聊的什么呀,这么热闹?听听,好好听听。 按姓氏称乎他们吧,老张说:“黑,老刘哇,什么时候买的新大衣呀?” 老刘炫耀地说:“刚买的。纯貂皮的,五千多块呐,怎么柈,漂亮吧?” 老张答:“漂亮。但是,穿在你身上好象就变样儿啦。” 老刘看了看身上的大衣问:“变样儿啦,怎么变样儿啦?我没觉得呀。” 老张指着老刘向众人说:“大伙看看,连他头上戴的礼帽、手里的文明棍,象不象解放前的肉头地主儿?” 围观的众人哄笑着答:“象”,“象极啦。” 老刘向着围观的人:“去去去。”又向老張振振有词地说:“我说张哥呀,我们跟着共产党干革命,解放前受苦受累,解放后该享福啦,老毛来了个文化大革命,整天挨批斗,现在老了,兴邓小平的政策了,该好好亨受亨受喽。”向另外几位老人:“你们说是不是?”又一一指点着:“你你你,哪个文化大革命中没被打成过走资派,挨过批斗?” 啊——。原来是文化大革命中几个被打成的走资派聚到了一起,看看接下来唱什么戏。 老张指点着老刘说:“你呀、你呀,没想到你老刘到现在对文化大革命还耿耿于怀?” 老刘板起脸说:“我就是耿耿于怀,不但我耿耿于怀,我还教育我的孩子耿耿于怀。你老張文化大革命中没被打成过走资派?没挨过批斗?” 老张连连摇着头说:“问得好,问得好。要论那时被打成走资派,我职务比你高。要论那时挨批斗,我挨批斗的场次比你多。要问我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挨批斗时嘴里说赞成可心里不服气,现在要问我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呀,我打心眼儿里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好!” 老刘:“你疯啦?老年痴呆?” 老張接着说:“我没疯、我也没老年痴呆。怎么说呢,我的态度为什么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因为现在想通了,看清了。挨批斗时过份地强调为革命作岀的贡献,没有检査自身的缺点。比如说那时生活上处处都想高人一等,搞特殊化。工作上简单粗暴,动不动就骂人,搞形式主义,存在着严重地官僚主义,在人民中间造成了极坏的映响,损害了党在人民中间的形象。” 老刘站起来想插话,被老张用手势严历地制止后坐回了原位。 老张语气严肃地说:“我举一个例子,就拿五八年的大跃进来说吧,毛主席当时号召搞生产大跃进是想发展经济,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毛主席在两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武昌会议、昆明会议上多次强调,防止在大跃进中岀现极左现象。可是,仍然有人自以为是,我行我素,不听毛主席的忠告,在大跃进生产第一线还是搞起了极左,刮起了五风(瞎指挥风、浮夸风、贪污腐败风、共产风、铺张浪费风)。五风严重干扰、破坏了大跃进,如果没有五风,大跃进一定是一次伟大的运动。” 老刘站起来带有调侃地向老张说:“哟哟哟,动起感情来啦。我承认是五风破坏了大跃进。可是,让谁为五风负责?” 老張答:“我反问你,五风是不是从大跃进生产第一线刮起的?实话实说。” 老刘答;“是。” 老张又问;“当时是谁负责全国大跃进生产第一线工作的?那时你是搞宣传的,经常传达上级文件,你是知道的。” 老刘又答:“······刘少奇。” 老张追问:“既然五风是从大跃进生产第一线刮起的,刘少奇又是负责全国大跃进生产第一线工作的,五风破坏大跃进的直接责任应该由谁来负?说!” 老刘结巴了:“嗯,嗯······” 老張得理不饶人地:“嗯什么?说呀!” 老刘:“从逻缉上讲,刘少奇应该负直接责任。” 老張:“嗨哟,还逻缉起来啦。刘少奇本来就该负直接责任。”指着另外几个老人:“你、你、你,还有你老刘,包括我自己,哪个没有在大跃进生产第一线跟着刘少奇盲从地刮过五风?刘少奇有责任,难道我们在基层的执行者就没有责任?有!” 一阵掌声。 老張越说越来劲:“就拿你老刘来说吧,当时跟着刘少奇刮五风就一蹦三丈。还记得大礼堂一旁宣传栏上的事吗?” 老刘抓着头皮下意思地:“宣传栏······?” 老張;“抓头皮干什么呀?你干的好事。你在宣传栏上把实验田的粮食亩产吹虚成超万斤,引来了好多记者,这是不是浮夸风?怎么,忘啦?” 老刘被揭了短处,有点火啦:“是有这事。可我当时是执行县长马振山的指示干的。当时马县长在省长吳芝圃那是大红人,吳芝圃在刘少奇那是大红人。我是执行者。作的?” 老张:“不咋的。我们不是在谈论谁的责任。一九六二年党的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为了党的团结,并沒有把大跃进失误地责任推给下级,承担了全部责任,这表现岀了毛主席多么宽大的胸怀呀。(动情地)是我们这些跟着刘少奇刮五风的人沒干好工作,给党、给毛主席扒了豁子,让毛主席揹了黑锅呀!再说,文化大革命中打的走资派,绝大部分都跟着刘少奇刮了五风,是党的罪人、毛主席的罪人、人民的罪人!文化大革命群众批斗我们该批斗,打成走资派该打!” 一阵掌声加欢呼声。 老刘反驳说:“变了,变了!打你走资派、批斗你时你怎么不这么说?文化大革命时干工作大事小事都得和老百姓商量,搞不好就写你的大字报、批斗你,搞得我们没有一点干部的样子,乱了规矩,所以才叫十年动乱。就得拨乱反正,小平提得好!” 老张严肃地说:“我是变了,是环境让我变了,是现实社会让我不得不变。我问问你,党的干部脱离群众,最后堕落成反动官僚、腐败份子,让人民真正地把我们打倒,导致亡党亡国好?!把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说成十年动乱是极端错误的。首提者是反华、反共、反毛的亲美汉奸,曾经任社会科学院的院长,邓小平眼里的大红人,逃往美国的严家祺。所谓地拨乱反正真正拨掉的是群众路线,反掉的是群众监督!” 听众齐呼:“说得好,说得好!”随后一阵掌声。 老张拉住老刘:“老刘哇,咱俩谁也別激动,咱几个老哥们坐下来慢慢聊聊。”二人坐下。 老李说:“对。老刘哇,就让老張好好把这个理儿捋顺捋顺,毛主席当初为什么要发动那场文化大革命?对我们每个人认识、理解文化大革命都有好处。” 老王举手说:“我同意。” 老赵举手说:“我赞成。让张哥说。” 老张平心静气地说:“必须承认,我们那时多多少少都有官僚作风,文化大革命中让群众批斗批斗、岀岀气、打成了走资派,好象受了莫大地委屈,可是,要比前苏联在一夜之间亡党亡国那又算个啥?!后来,在毛主席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政策下,我们不是又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上了吗,包括邓小平不是也被重新利用,当了副总理吗?现在我认为,毛主席搞的那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五大功绩。第一、顺了民心、锻炼了群众。第二、教育了干部,端正了党风。笫三、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第四、挽救了党在危及关头没有解散。第五、挽救了国家在世界大变局时设有分裂。我的态度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非常正确的!” 老王、老李、老赵齐声:“有理”。听众热烈鼓掌。 老张叹了囗气接着说:“哎!让人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毛主席制订了让人民共同富裕的路线,既符合马列主义,又深得民心。可为什么邓小平非要推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路线呢?事实证明,先富了哪些人呢?把大部分人带富了吗?没有。正象老百姓说的那样,好了海边儿的、富了当官儿、穷了中间儿的、苦了山尖儿的。这个路线使中国出现了极大的贫富差距,岀现了新的剝削阶级,岀现了压迫。邓小平访问美国后,中国和美国竟然成了夫妻,都干了些啥事?真让人感到恶心,感到悲哀!再说社会现象吧,不正之风充斥整个社会,腐败官僚屡反不止,且贪污的数量越来越大。这一切的一切,人民都看在眼里,深受其害,深恶痛绝。从此看来,毛主席担心他逝世以后资本主义要复辟的事还是发生了。我说资本主义复辟了可能有些人不太认同,那我们就探讨探讨。一、共产党首位领导的称乎由主席变成了修正主义前苏联的总书记。二、共产党的理论指导刊物《红旗》变成了《求是》。党的理论指导刊物变了,这意味着什么?——红旗倒了。不然的话,是共产党打红旗打错了吗?!三、共同富裕的路线变成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路线。四、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计划经济,变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五、马列主义、共产党反对的、要消灭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邓小平访美却变成了韬光养晦,学习的榜样。这些都强有力地证明邓小平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道路。他以攺革开放的名义真正要走的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道路。他让他的次子邓质方背叛自己的祖国,跑到美国经商就证明了一切。国内捞钱的名星、富豪携款到国外均遭到了国人的唾骂,邓质方该不该遭到唾骂?社会主义中国没变的内涵还有多少?恐怕只剩下共产党的名字了吧?以上我说的地球人都知道,资本主义是不是复辟了?几十年的现实,让我认清了事实。我们以前对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误解了,这就是我为什么转变对文化大革命态度的理由。伟大就是伟大,领袖就是领袖。毛主席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毛主席,我们错怪了你!” 老刘笑眯眯地说:“张哥呀,听了你这一派话,胜读十年书。我的思想也想通啦,真的通了。” 老王、老李、老赵一齐说:“我们的思想都通了,文化大革命好,就是好!” 喜宴前的眼泪 杨哥家的儿子结婚,大喜事。作为明友,当然得去贺喜啦。我和同伴小周来到了承办婚宴的大酒店,见到了杨哥。他忙忙碌碌,我俩打了个招呼,便在杨伯母所在的宴桌前坐了下来。杨伯母七十多岁,红光满面,一看就是个爽快人。因为迎取地新郎新娘还没到场,便和杨伯母聊了起来。 我说:“伯母,瞧这一家子,您子孙满堂的,个个优秀,好富气呀。” 杨伯母说:“好富气,好富气。总算熬过来啦。” 我不解地问:“伯母,熬过来啦?啥意思?” 杨伯母长叹了口气说:“哎——。九几年时,您杨大伯和我都在纺织厂工作。我是档车工,他是修理工。有一天我俩去上班,见工厂的大门前围了好多好多工人,乱哄哄地,大门紧闭着。我挤到大门前一看,见到大门上贴了张吿示。我读了读,记得大概意思是:为了顺应改革开放的大局,邓小平同志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指示,本厂即日起转给个体公司经营,所有工人停止上班,按下岗工人对待。特此。我看罢心里‘咯噔’一下,我哩个老天爷呀,这不是天塌了吗?一个好端端地工厂,说沒就沒了!从此,我和您杨大伯都成了下岗工人。常说祸不单行,还真是。” 我问:“伯母,又怎么啦?” 杨伯母接着说:“工厂不吭不声就卖了,工人们想不通呀。所以,就组织了一个上访团进行上访,你杨大伯也参加了。谁知,上访团等来的不是好消息,竟是滔天大禍。有一天,公安局的找上我家,说你杨大伯参加上访是破坏改革开放、聚众闹事、扰乱社会秩序,抓进了监狱。我在家急了, 忙托人送礼、说情。后来,公安局的让您杨大伯写上保证,交了罚款放了。从此,您杨大伯得病卧床不起,离开了人世。” 说到这,只见杨伯母的两眼浸满了泪水。 我见状说:“伯母,今天是大喜的日子,不说这些了。” 杨伯母:“让我把话说完,说岀来比窝在心里敞快。您杨大伯走了以后,为了您杨大伯治病和操办后事,家里欠了好多好多地账。那时您杨姐十五岁、正读高中。您杨哥十三岁,正读初中。我下了岗,沒了工资,俺娘仨的日子过得真是熬哇。家里能卖的东西卖光了,怎么办?日子还得过呀。我就厚着脸皮到垃圾场去捡破烂,去菜市场捡烂菜叶子。记得一个星期天,我和你杨哥在菜市场捡破烂,你杨哥拿着一把不太新鮮的青菜高兴地跑到我跟前说,‘妈妈、妈妈,看,我捡到一整把菜。’我接过菜问您杨哥,儿子,不会是偷人家的吧?您杨哥指着一堆烂菜叶子认真地答,‘不是。看,我是在那里面扒出来的,肯定是人家看不新鮮了扔的。’这时,从临近菜店里走来一个胖子,后来才知道他就是那家菜店的老板,人称菜老板。菜老板不问三四指着您杨哥恶声恶气地说,‘你个穷捡破烂的,趁我不在,竟敢偷我店里的菜!’您杨哥当然不认帐了,反驳道,‘你胡说,谁偷你店的菜?我是在这堆烂菜叶子里面捡的。’菜老板不讲理了,说你杨哥,‘穷小子,还敢顶嘴?’接着一把把您杨哥推倒在地上。您杨哥跟您杨大伯一样,都是直性脾气,从地上爬起来,朝着菜老板一头撞去,把菜老板撞了个面朝天。” 小周伸岀大母指说:“杨哥有骨气。” 杨伯母接着说:“不料,那个菜老板爬起来,从腰带上摘下一串钥匙,照着您杨哥的头恶狠狠地甩了过去。您杨哥的头破了,血顺着脸、顺着脖子往下流。我一见疯了,真的疯了,冲上去抓住菜老板大喊,老板打人啦,老板打人啦!我这一喊,围上来好多人。我把前前后后讲了以后,围观者纷纷谴责菜老板。菜老板狡辩说,‘他偷我的菜,该打。’一个大个子的围观者听不下去了,说菜老板,‘你这叫为富不仁。你说他偷你的菜,谁信?小偷要偷肯定捡好的新鮮的偷,谁会偷这快扔的菜?,你当小偷都是儍子?’在场的人纷纷说,‘对呀、在理儿。’” 我问:“后来呢?” 杨伯母答:“从一边快步走来两个公安人员,有一个象个当官的大声喝道,‘干什么,干什么?!’我一看来了公安人员,象见了救星一样,上去拉住那个当官儿的说,公安领导,俺儿子捡了一把菜,这个老板硬说是偷他家菜店的,看,把我儿子打成了这样。当官儿的公安看了看您杨哥问菜老板,‘怎么回事,是你打的吗?’菜老板答,‘是。可他趁我不在,偷我菜店的菜。’当官儿的公安又问我,‘你说你儿子是捡的,不是偷的,有证人吗?’我感到不妙了,还真找不到证人,摇了摇头。您杨哥捂着头说,‘没证人也是捡的。’当官儿的公安喝斥您杨哥道,‘闭嘴!没证人就是偷的。’旁观的大个子插嘴说,‘谁会偷这快烂掉的菜,肯定是不好卖了扔的。’当官儿的公安向着大个子吼道:‘问你了吗、问你了吗?起什么哄?散开、散开!’旁观的沒人敢插言了。当官儿的公安又向我说,‘你儿子偷了人家的菜,人家打伤了你儿子,扯平。’我急了,向着当官儿的公安说,明明是捡的菜,被他打成了这样,你怎么能这样断官司呀?当官儿的公安冲着我说,‘我断的怎么啦?邓小平讲啦,公、检、法要为改革开放保骂护航。人家是个体户,改革开放的带头人,受法律保护,懂吗?!好啦、好啦,回家去吧。’说罢两个人扬长而去。我抱住您杨哥使劲地哭哇哭哇,真是叫天天不应,喊地地无声,真想一声哭死算啦。后来,是好心的围观者帮着把您杨哥包好了头,劝俺娘俩回了家,您杨哥头上那个疤就是那时落下的。” 小周听了气愤地说:“什么公安人员?简直是胡来!” 杨伯母缓了口气说:“胡来的事多着呢。就拿改革开放来说吧,为什么一溜烟的大卖工厂?一级一级当官儿的全走了魔,不管是国家的、集体的、大的、小的,见了工?就卖,好象工厂跟他们有仇似的。工厂卖就卖吧,为什么工人、老百姓买不到?为什么能仨核桃俩枣买到工厂的、能从银行贷到大笔款的、办企业的都是当官儿的、沾边儿的、朋友圈儿的?那时流传一个顺口溜,您听听,‘江朱二人丧天良,百姓跟着全遭秧。城市工人大下岗,农村拼命要公粮。孬过当年小日本,赖过从前国民党。’他俩上台没有给老百姓办一点好事,就是专门祸害工人、老百姓的,专门败坏毛主席、共产党的江山的。再说,也不知道邓小平咋想的,让公检法不保护人民,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说白了,就是为资本家保驾护航、为贪官保驾护航、为黑社会保驾护航。改革开放把人民的财产都改到了少数人手里,让大多数人重新受压迫,受剝削,我看就是十足地复辟资本主义。” 杨伯母的话不无道理,我却不便表白。换了个话题问:“杨伯母,您是过来的人啦,经历了毛主席发动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怎么评价?” 杨伯母听到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眼睛亮了,精神焕发地说:“毛主席,全国的下岗工人想念他呀。他老人家要是能从水晶棺里活过来该多好哇!毛主席在世的时侯,没有剝削、没有压迫、没有贪官、没有黑社会,人人活得开心,顺气!要说文化大革命,今年是牛年,那时工人最牛啦。社会上都称工人老大哥。毛主席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那时我们监督干部,现在当官儿的压迫我们。要让我评价文化大革命呀,我打心眼儿里拥护,我打心眼儿里赞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好,就是好!” 外面传来喜庆的音乐声,礼炮声。 小周喊:“伯母,听,迎娶的人回来了。” 杨伯母喜欢得象个孩子似地:“不说了、不说了,迎接孙媳去喽!” 西湖边儿的呼声 西湖边的草地上,坐着几位谈笑风生的老人。我和小周走了过去,经过询问,原来是几位退休的教师在挖野菜,累了一起休息。 小周搭讪道:“阿姨叔叔,你们全是退休教师吗?” 郑阿姨风趣地答:“全是。常说啥人儿找啥人儿,啥鸟聚啥群儿。教师找教师,说话光投机。”然后介绍说:“我、姓郑,教语文的。”指点着另外两个阿姨介绍说:“她、陈老师,教数学的。她、李老师,教理化的。”又指点着两个男的介绍说:“他,张老师、教政治的。他、刘老师,教历史的。” 我即兴地说:“你们聚在一起,就是一所全科学校喽。” 郑阿姨笑嘻嘻地说:“是,是。差个老外,就不要了。” 小周说:“郑阿姨真幽默。你们看,兰天白云、湖水荡漾、坡上的桃李花芬芳飘香、草地上的野花争奇斗艳,您在这时侯踏青剜菜,真是一种享受哇。” 郑阿姨:“是啊、是啊。” 小周说:“当教师真幸福,我最羡慕这个职业啦,一生美美满满。” 郑阿姨接话说:“小伙子,不能这么说。常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教师也有受苦的日子。” 小周摇摇头:“阿姨,不可能吧?教师怎么可能有受苦的日子呢?对了,是不是被人称作臭老九的日子?” 郑阿姨打开了话匣子,向小周说:“你说得不全对。那时你还小,听阿姨慢慢给你说。” 小周:“阿姨,你讲。” 郑阿姨:“那就先说说什么是臭老九?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工薪阶层有十二个级別,教师排第九,属于偏低的,因此常称老九。为什么老九又多个臭字呢?那时学生上学从小学到大学统统免费,教育资源城乡没有差別,学生上学没有择校的理由。学生排坐位一律按个子高低,没有特殊。所以和教师拉关系搭人情没必要,就称臭老九了。” 小周:“啊。那应该是神圣的呀。” 郑阿姨:“但是,一些思想不坚定的教师就选择了跳槽。后来,毛主席知道了这事,就责令有关部门调整了教师的工资待遇,由第九位上升到了第六位,并向全国的教师呼吁‘老九不能走!’激发了教师的积极性。” 小周:“阿姨,毛主席做得对,刚才有些话我说錯了。” 郑阿姨:“小伙子,这不是你的错,是社会问题。是邓小平去毛、污毛化对你们的误导。呃,忘了,我忘了讲什么来着?” 小周:“受苦的日子。” 郑阿姨语气深沉地说:“从上世纪的九几年到本世纪的零几年,教师吃尽了苦头,犹其是基层教师。在那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国家财政连年发生大笔赤字,国民经济完全崩溃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发不上工资。怎么办?国家就把县以下工薪阶层的工资同地方政府财政挂勾,其中包括教师。县以下政府财政好的呀,可以发上工资。不好的呀,就靠大卖特卖地方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发工资。没啥卖了就拼命给农民摊派钱,连累的老农民也受了苦。摊派也解决不了问题怎么办?工资就只有缓发、少发、或停发。我说受苦的日子就在这段时间里。” 小周:“年靑人只知道改革开放富起来,还有这事?” 郑阿姨:“真有这事。不要听马屁精们瞎吹,那是在忽悠人。有一个令我终生难忘的事,说给你们听听那时是不是富了?一九九五年的春节,因为经济困难,我在的那个地方每个教师只发了不到工资一半的生活费。记得那年我家只打了二斤肉,买了几棵大白菜、几个白萝卜和几斤粉条。家里人口大,上有老、下有小,下好饺子我一个都没舍得吃全端给了家人。” 郑阿姨眼湿润了,接着说:“这时,我女儿端着饺子走到我跟前说,‘妈妈,你吃。’我说,妈妈吃过了,好闺女,你吃。这时,我女儿哭着说,‘妈妈,你没吃、你没吃,我看得清清楚楚。’我捂住了女儿的嘴,生怕别人听见,把女儿拉到内室,和女儿你一个我一个的吃完了那碗饺子。现在提起那段日子,我就想抱头大哭一场。(指其他几人)他们都是从那段苦日子过来的。” 陈老师说:“郑老师说的全是实话。” 我不尽相信地摇了摇头。 陈老师:“怎么,不信?我们退休教师为了讨要拖欠的工资,派代表上访了,去年(2020年)的十月份才补发。不过,不是教师没上访的,至今仍然没有补发。你们可以到任何一个单位去走访么。有一个领到补发工资的教师说得好,邓小平改革开放欠的帐,习近平新时代来还帐。” 众人乐了。 小周说:“看来,官方宣传的和我们接触到的反差太大了。就拿《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这部电视剧来说吧,上面把邓小平夸的如何关心科学、如何关心教育,可你们基层教师在那时却受到了那样的待遇······” 陈老师止不住了:“那部电视剧呀,纯属瞎编。举个例子,我是教数学的,华罗庚、陈景润是我的崇拜偶象。那部电视剧里有邓小平接见陈景润老师的情节,我可以负责任的说,没有!要说呀,江青接见过陈景润老师那是真的。我说没有,可能这部电视剧的编导不服气,那就让他们把邓小平接见陈景润老师的原始录像拿岀来。他们拿不岀来!” 小周气愤地说:“怎么能这样呢?人物传记作品适当夸张是可以的,但是也不能造假造谣哇。” 郑阿姨说:“这部电视剧如果细究哇,谎诞的情节多着呢,简直就是个给邓小平拍马屁,污蔑毛主席时代的大谎诞剧。” 我和小周心情纠结地连连揺头。 张老师向我和小周说:“你们不会相信吧,在那个年代里,我这个教中学政治的老师,遇到过很多尴尬的事?” 我问:“什么尴尬的事?教材?” 张老师摇摇头:“不是。” 我又问:“和学生有关吗?” 张老师答:“当然有。有一次上课一个学生问我,‘老师,现在社会上都议论,有人称邓小平是党的领导核心、第二代,可他一天也没有当过党的主席、国家主席、党的第一职务总书记。怎么解释?’我说,可他有实权呀。这个学生又问啦,‘別人当第一把手,他掌实权,这不是拿別人当傀儡吗?’这一问,我真不敢回答,您说尴尬不尴尬?” 我和小周面对張老师的反问只有摇头。 刘老师说:“这事我也遇到过。有一次上历史课,一个学生举手说,‘老师,我有几个问题可以问一下吗?是我听到的。’我当时对学生的提问太不在乎了,便说,你问。学生问,‘华国锋让邓小平重新岀来工作,邓小平向华国锋写了保证书,可邓小平却以《两个凡是》搞掉了华国锋,这算不算忘恩负义?’我一下懵了,说,这个这个······以后再答。学生又问,‘胡耀邦帮助邓小平批判《两个凡是》立了大功,可邓小平又搞掉了胡耀邦,这算不算无情无义?’我又懵了,说,嗯——这个这个······以后再说。学生问第三个问题,‘赵紫阳在四川当省委书记时,把邓小平广安的老家俢迠成了景点,后来赵紫阳就成了总书记、国家主席。可邓小平又以分裂国家、分裂党的罪名搞掉了赵紫阳。赵紫阳是国家的一把手、党的一把手,他怎么能分裂自己呢?这算不算不合道义?’我真没辄了,说,好啦好啦,你別问啦,坐下坐下。学生说,‘不,还问。李先念八十一岁当国家主席时,邓小平要换年青的,却换上来个八十三岁的杨尚昆,这算不箅不仁不义?’我真算是服了,问这个学生,没了吧?学生答,‘还有最后一个。’哎!索性让他问完算啦。对学生说,你问你问。学生问,‘象邓小平这种忘恩负义、不讲情义、没有道义、不仁不义的人,你是历史老师,今后历史怎么记载?怎么评价?’······我这一课上的真是倒霉极了,这样的提问,谁敢答呀?没到下课时间,只好向学生喊,下课下课!” 郑老师:“现在好了。习近平主席领导的新时代,我们真的幸福了。” 小周:“并且,还有了你们自己的节日,教师节。” 郑老师:“这个教师节呀,不是我们理想的。” 小周惊讶了:“啊,为什么?阿姨,你曾经也是教师呀。” 郑老师:“我们教师确实希望有一个自己的节日。但是,我们不希望把这个节日变成別有用心的人污蔑毛主席的工具!你们仔细想想,毛主席九月九日逝世,九月十日就庆祝教师节,这分明就是在污蔑毛主席么。这是南京大学的胡什么和清华大学几个对毛主席怀有敌意的老文渣向邓小平提议的,这种人不能代表全国大多数教师。毛主席当年提倡知识份子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提得好,提倡教育与实践相结合提得对,触及了他们。他们才配合邓小平攻击毛主席。所以,我们强烈呼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教师节的日期。” 据我们走访,郑老师的这番话代表了全国大多数教师的心声。 小周直白地问:“阿姨叔叔们,如果拿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相比,你们更向往哪个?” 郑老师抢着答道:“当然是文化大革命了。我们有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 鬼子又来了! 一个大热天,我和同伴小周来到了予东的一个村庄,是河南省第一个党支部建立的地方,革命老区。也是我阔別已久地故乡。 村头的树荫下,一伙年龄不一的人围在一起打扑克牌。打的是斗地主,输的人脸上贴了好多纸条子,看上去真逗。他们看到我和小周走近,一齐放下了手里的牌。我俩说明了来意,便和他们聊了起来。 我说:“在这样地树荫下乘凉、娱乐,真是一种享受哇。” 小周羡慕地说:“是啊。轻风拂面、好凉爽啊!现在的农民真幸福。” 老何,五十多岁,外号炮兵。一问,他没当过一天兵,怎么有这么个外号呢?听老何说:“现在是习近平主席领导的新时代,我们真的幸福啦。可是,十多年前我们农民让邓小平害惨啦。” 小周不解地问:“十多年前......?怎么扯上了邓小平呢?” 老何说:“他是制订政策的人、总设计师,不扯上他扯上谁?扯上张三李四、三二麻子?” 小周被反问个张口结舌······ 老何接着说:“就拿交公粮、交提留款来说吧,公粮数提高几倍还不说,尤其是提留款,简直是无底洞。我给您数数,干部教师工资费(此时由地方财政负担)、政府办公费、招待费,民兵训练费、拥军优属费、计划生肓指导费、学校修缮费、道路维修费、水利建设挖河费、路林绿化费、农电维俢架设费······” 老何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费,累得直喘气。他缓了缓气说:“这么多费加在一起,每个人近三百元钱。当时家庭条件好的呀、一时拿得出,可是,一连好多年,大部分家庭拿不出这么多钱来。怎么办?拒交。问题来了,干部不干了。常说大小是个官儿,强似卖水烟儿,这些官儿都是削尖脑袋上来的,钱买来的,让他们没了政绩不能往上爬,丢了乌纱帽那还了得?组织人马,下乡抢粮!” “一天上午,乡党委的书记亲自带队,开着汽车,后面跟着一溜人马,怒气冲冲地向俺村开来。如果这些人换上当年小日本军装的话,和当年的日本鬼子没有两样。这些人进了村,一连抢了几家,闹得鸡飞狗跳、小孩哭大人叫。从此,俺村的人就组织起来了,象防小日本扫荡一样在村头站岗。一发现抢粮的车来了就放炮,村里的人听见炮声嘴里喊着‘鬼子又来啦!’,手里掂着铁锨抓钩大糞叉从四下跑来聚在一起,抵抗抢粮队。別说,这招还真见效,来抢粮的人看见这阵势调头就跑。我当年站过岗,放过炮,炮兵这个外号就是这样落的。” 老何的这番话刺痛了我的心,如果他说的都是事实的话,这样的攺革开放没有也好。 老刘说:“有个顺口溜您听听,开大会、往上看,台上坐的都是贪污犯,先枪毙、后审判,没有一个是冤案!” 小周对这句话惊讶地:“啊?!” 老刘:“啊啥呀?俺东边有个叫大魏店的村岀了个逼死人的事,您听了评评是不是这个理儿?有家姓魏的,给儿子结婚套被子用留了一包棉花,让乡里当官儿的知道啦,乡党委的陈书记竟然指挥去抢这包棉花。” 小周:“不是抢粮吗,还抢棉花?” 老刘:“不止。牵猪牵羊、锯树扒房,啥都抢。抢花的人进了这家的屋,翻箱倒柜找到了这包棉花。当时,这家只有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妇女在家,见有人抢她家棉花,上前阻止说,‘为啥抢俺家的棉花?’抢花的人说,‘您家有棉花不上交,该抢!’这个妇女辩解说,‘该上交的都上交了,这是留作俺儿子结婚用的呀。’抢棉花的头说,‘那也不行,抬走!’。几个抢棉花的壮汉抬起棉花包从屋里往外抬,这个妇女抓住棉花包不松手,把她从屋里拉到院里,拉倒在地上。这时,这个妇女高喊说,‘您要再抢,我非喝(农)药死了不行!’抢棉花的头说,‘你吓唬谁呀?喝!看着你喝!’这个妇女被逼无奈,站起来拿起墙边的农药喝了下去,就这样被逼死啦。” 我不敢相信地问:“会有这事?” 几个在场的人都肯定地说,“绝对是真人真事。” 尽管如此,我始终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为什么当年日本鬼子在中国烧、杀、抢、掠的事,竟然发生在邓小平攺革开放的年代? 老李,六十多岁,退休回乡干部。他说:“我说的事儿啦,您更不敢相信,可是,是我亲眼所见、亲身在场。” 老刘指着我和小周向老李说:“让他俩听听。” 老李说:“这是十八大召开前几天,发生在县城的事。俺县有个搞房地产的钱老板,这人名头可大啦,改革开放的模范,政协的大官。他要建商业住宅小区,因征地地价过低,和老百姓发生了矛盾。我当时在大街上散步,见一队身穿迷彩服的青年人冲冲跑去,我跟了上去,这队人经打听是防暴队。防暴队到一片空地前停了下来,这里的大街边道上停了好多警车、救护车,还站了好多公安人员。这时,有个人向防暴队高喊,‘打!打死了我负责,拉火葬场烧他!’随着,防暴队的人向地里的老百姓冲去。老百姓都是些老头老婆、妇女小孩,被打得滚的滚、爬的爬,地上倒了一大片。又有个高个公安人员指挥说,‘拉东面坑里打,看不见!’防暴队的又把老百姓拉到坑里打得东倒西歪,哭声、喊叫声一片。” 我揪心地问:“后来呢?” 老李:“有个姓贾的老百姓被打得住院数月,他弟弟被打得不能动后拉到医院抢救,医院听说是钱老板的人打的都不敢救治,活活死去。打伤不计其数。这个小区就是现在的《未来名郡》。” 老李亲身经历的诉说,让我无话可说。我想,人民政府、人民公安,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不能坐下来和老百姓协商呢?他们不就是嫌地价过低、想增加点地钱吗?干么非要站在开发商的利益一边,调动防暴队镇压老百姓?我真的不敢相信,这就是改革开放。 老李又说:“这个钱老板仗着有钱有后台也不知道搞了多少女人?传说他搞女人搞岀了花样,‘小学的小、高中的老、初中的小妮正好’,把魔爪伸向了幼女。还把幼女当礼物送给领导。传说的全真不全真,他搞幼女是事实。” 小周气愤地说:“杀!这些人都该杀。” 我的心淌血了:党啊,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是谁修正了您的理论、信仰?是谁修正了您的路线、宗旨?让您用千百万烈士换来的荣誉、在大多数人民中间蒙受了不可挽回的损失?是谁?!是谁?!! 小周说:“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可有人却高喊改革开放富起来。” 老李:“你说的不错。到韶山和在网上怀念毛主席的,大多数是老百姓、老革命和红二代。到广安邓小平老家去的和在网上发怀念邓小平视频的,几乎全是高官、富豪、官二代、富二代、名星、公知及他们的亲属。这就充分证明了毛主席和邓小平各自代表了谁的利益。那些在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路线得利者,当然喊改革开放富起来啦。我看,富、也是不正当地富。” 小周不解了:“怎么解释?” 老李:“大概是二零一零年前后的一天,国务院发展改革办公室的副主任韩俊······” 小周打断话问:“是现在国家农村工作办公室的主任韩俊吗?” 老李:“就是他。他当时回答记者提问时大概意思说,‘老百姓把我们的政府称做卖地公司一点也不为过,因为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百分之七十五来至卖地。’听到了吧,百分之七十五哇,什么概念?一九七八年以前,我国有近三十亿亩耕地,后来提出个确保十八亿亩的红线,再后来又提岀个确保十六亿亩的红线,这是人所共知的。你们想想,短短前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就减少了近一半的土地,照这样再过三十年的话,农民种什么,中国人吃什么?卖的那可是老租宗、毛主席撇下的千年积业呀,还好意思吹?!!还有比这更难听的。地方政府没啥卖了,就三千元五千元的卖准生证。有的老百姓把地方政府称什么来着?您都猜不出来。” 小周:“称什么?” 老李:“人贩子集团。” 小周:“天哪,卖地公司、人贩子集团,真够刺耳的。由此看来,那些得利者真该闭嘴!” 我的感情真地承受不了啦,说:“老乡,咱不说这些啦,换点高兴的说,好吗?” 老刘接话说:“老百姓要说高兴的事儿啦,也多着哩。胡绵涛主席给农民免除了农业稅。农民不再交公粮了,并且还发给农业补贴钱,这不是好事吗?” 老何说:“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扶贫政策,那可真是大快人心。贫困户没有了,旧房屋不见了,街道硬化宽敞了,卫生清洁干净了,并且家家还通了自来水。老百姓可满意啦。” 老李满脸堆笑地说:“习近平主席近来又提岀建设美丽新农村、走共同富裕地道路,老百姓的日子今后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年更比一年好。” 我说:“现在兴起了毛泽东热,大多数的人都在怀念毛主席领导的那个时代,对文化大革命也有了新的评价,作为农民,怎么认识?” 老李:“岀现这种现象是必然的,谁真正为老百姓好他们心中有杆称。可有的人却象网上说的那样,他高喊‘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干的事儿没有一件不是坑爹。再说说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里,干部制订啥政策不和老百姓商量就行不通,干啥事没有老百姓当家作主就干不成。文化大革命的时代是老百姓的天下。让大多数老百姓评价呀,还是文化大革命好!” 造反派喊冤 造反派这三个字,有人听到就恨得咬牙切齿,好象扒了他们的祖坟一样,为什么?造反派为什么要造反?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为什么支持造反派?他们很多人怎么又成了打、砸、抢分子,被邓小平们抓起来判了重刑?带着这些神秘的疑问,在一个梅花盛开的地方,我们遇到了河南省的一些造反派头头,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地畅谈。 我先向老陈开了口,问:“听说你当时上大四,又是高才生,那么好的前程,文化大革命时为什么要造反,成了造反派呢?” 老陈、七十八岁、高高的个,说话穏重。他答:“毛主席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打倒党内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地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在党内拉帮结派,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他二人深知问题严重,为了保自己,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故意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向全国上上下下派了大量的工作组。工作组联合各级的走资派推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把矛头直接对准了群众。那时,学校的哪个教师成份高啦,斗。哪个师生敢给领导提意见啦,斗。哪个师生生活、穿着讲究啦,斗。哪个师生男女接触多啦,斗。刘、邓工作组和他们扶植地老文革把轰轰烈烈地文化大革命变成了白色恐怖。作家老舍就是被刘邓工作组操纵的学生组织头头陈小鲁批斗后跳塘自杀的。一九六六年八月七日,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后,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造刘邓工作组的反,造走资派的反,是毛主席让我们成的造反派。一九六七年二月,全国的造反派再次受到了镇压。是周总理、康克清老大姐来河南处理的问题,再次支持了造反派。我们说,是周总理、朱总司令让我们成的造反派。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没有周总理、朱总司令的全力配合,是不可能完成的。” 听罢老陈的话,我思想上产生了一个极大地疑团。邓小平们说,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晚年犯地一个错误。历史资料显示:为什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对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所有中央委员都投了赞成票?包括刘少奇、邓小平?为什么周总理、朱总司令那么支持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的工作都是周总理一手操办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具体细节工作,全是周总理一手部罝的。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出现的重大事件都是周总理、康克清亲自处理的。由此看来,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毛主席晚年犯地错误是別有用心。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是党的领导核心,否定文化大革命意味着什么?“永不翻案”说明了什么? 小周问:“造反派怎么大部分又成了打、砸、抢分子呢?” 老张,工人出身,七十多岁。他气愤地答:“报复,完全是报复!邓小平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批判,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逝世了,他们就把这口气岀在了造反派身上,对造反派进行疯狂地迫害。给造反派扣上打、砸、抢的帽子,是对造反派的妖魔化。实际上,文化大革命中挑起武斗,搞打、砸、抢的都是走资派操纵干的。” 小周问:“有证据吗?” 老张答:“有,铁证如山。一九八六年,郑州国棉六厂盖大楼挖地基时挖岀一个大箱子,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文物岀土事件’。满满一大箱子装的全是文化大革命时走资派蓄意挑起、策划武斗,搞打、砸、抢数次开会时的记录。记录上记录了走资派找什么理由挑起武斗、谁负责指挥哪场武斗、调动哪里的车辆、运送哪里的人员参加武斗、使用什么工具、从哪里调配搞武斗,都记录得清淸楚楚。后来,这个大箱子送到了河南省委,我们要求河南省委澄淸文化大革命中搞武斗,搞打、砸、抢挑起者的责任,给造反派正名。可是,几十年过去了,至今没有讯息。造反派仍然被妖魔化,处在社会的最低层。” 小周:“看来,我们年青人都被社会上的假象欺骗了。” 老张激情地说:“现在不是提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平、公正吗?我们向全社会呼吁、向党中央呼吁、向习近平主席呼吁,造反派是冤枉的!我们负责任地说,文化大革命中河南省的每一次武斗,打、砸、抢全是走资派蓄意挑起的。走资派才是真正的武斗策划挑起者,打、砸、抢的教唆挑动者。他们这样干的目的是搞乱文化大革命,让毛主席、党中央无法收场。社会应该还造反派一个公道!” 我和小周相互看了看都没岀声,因为我们是普通人,对他们的呼吁无能为力。 老杨、干部,八十来岁,他说:“当时清理打、砸、抢完全是为迫害造反派找借囗。比如河南省的杞县,被走资派操纵的人轰抢武装部弹药厍、打砸县政府大院、轰抢国家粮店、割断全县的电话线这么严重的事件却没有人被追究,反而保护国家财产的造反派却被抓进了监狱。您说荒诞不荒诞?杞县的县长张国良,为杞县的水利建设作岀过重大贡献,曾经受到过李先念副总理的亲自表扬,他总结岀地“五沟配套”的经验曾向全国推广。这么一个人民的好县长,却被走资派操纵的人活活打死。而杞县的县志上竟然把这事栽脏到了造反派身上,您说荒诞不荒诞?兰考县的县委书记张钦礼,焦裕祿的好助手,他带领兰考人民战天斗地、改变了兰考面貌,深受兰考人民拥戴,这样地好干部竟然以扇动文化革命罪被判了重刑。一个小小的县委书记,他能扇动得了文化大革命?您说荒诞不荒诞?再说说林县修建红旗渠、造福人民的功臣杨贵,就因为毛主席、周总理点名让他到公安部工作了就被抓起来判了重刑,您说荒诞不荒诞?” 他们以上说的,我真的不敢相信是发生在粉碎“四人帮”,清理打、砸、抢那个年代的事情。那段时间里,究竟还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地荒诞的事情?地方上如此,中央呢?乒乓外交的功臣庄则栋、珍宝岛战争的功臣孙玉国都判了重刑、怎么解释?开国上将谢富治的骨灰竟然被移出了八富山,为什么?难道就因为他是毛主席的人吗?为什么紧跟毛主席的人从上至下都倒了霉?这一切的一切,等等地等等,让人不得不惑疑粉碎“四人帮”的动机真正是什么?!毛主席‘你办事,我放心’这句话完整吗?被断章取意了吗?谁才是新中国的罪人?谁才是共产党的罪人?谁才是为害大多数老百姓的罪人?历史的长河终有定论。 小周问:“因为当了造反派,你们没少招来灾难,曾经后悔过吗?” 老杨连连摇头说:“后悔?从来没这一说。入党宣誓了,就没后悔过。当了造反派,就没后悔过。戴着脚镣手銬走进监狱的大门时,也没后悔过。跟着共产党、毛主席干革命永不后悔!” 一阵轻风,吹来了梅花的芳香。一朵朵盛开的梅花里,映衬岀了一张张造反派鮮活的脸孔,愿他们在花丛中长笑。
李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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