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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做人和做企业,最好的制度就是逼人致良知(深度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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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 发表于 2018-8-28 05:56:0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有弟子问王阳明:'闲居无事时,我心中有很多很好的想法和理论,在心中模拟遇到事情之后的解决方案,真是天衣无缝。但一碰到事情,即使这件事早就在心中模拟过,但脑子却一片空白,无法控制事情的走向,这是为什么呢?'
王阳明回答:'那是因为你只在静中修炼自己,贪图的是一种安逸的环境,最关键的是你没让自己在事上修炼。这样一来,你遇事就站不住脚跟。人必须要在实际事物中磨练自己,才能立得住。'
东晋时期,人人都是炒作高手。但炒作的方式大同小异,好比说,先以'清谈'(满嘴跑火车,就是不做事)亮相,接着雇人从四面八方热炒自己是名士,最后突然隐居起来,成为隐士。这就是'名士+隐士'模式,在东晋,这种模式天下无敌,使用它的人从不会失手。
殷浩就是这种人,他年轻时到处清谈,渐渐把自己弄成了'名士',然后跑进祖宗的墓园隐居起来,成为隐士。政府得到他的信息后,三番五次派人去请,结果,他三番五次的拒绝。他越不出来,名气就越响。最后,整个东晋帝国都流传着'殷浩不起,当如苍生何'(殷浩啊,你不出来,天下老百姓可怎么办啊)的口号。
殷浩见时机成熟,宣布迫于舆论压力,只好出山。他出山的第一件事就是领兵浩浩荡荡北伐,结局是,一败涂地,被人打的满地找牙。
东晋政府轰动了,当时的实权派、很少满嘴跑火车的大将军桓温咆哮如雷,上了一道奏疏,抨击殷浩是个废物。东晋政府立即撤了殷浩的全部职务,将他贬到一个小县城,没有政府命令,不得离开县城半步。
殷浩住在荒凉的小县城里,每日烦躁的如同更年期。但他掩饰的特别好,和人见面谈话,始终保持着名士的微笑。可如果独处时,他就常常下意识的用手指在空中划着'咄咄怪事'字样。
也许他认为,北伐失败就是咄咄怪事。他未出山时,曾多次在脑海中设想战争,每次都大获全胜。但令他大惑不解的是,想象和现实居然差了那么远!
就这样,愁闷了很久,突然有一天,他接到了桓温的来信。
桓温在绝对的大权独揽后,立即想到应该树立个爱护名士的标牌。当时的名士,所剩无几,所以,他马上就想到了龟缩在小县城里的殷浩。
但绝对不能让他带兵,桓温说,就让他做个高大上却不负责具体事务的官——尚书令吧。
殷浩拆开这封信,迅速扫了一遍,核心字眼就进了他的心。他狂喜的险些没有晕倒,手指因激动而颤抖,热血直向脑门冲。他不相信这是真的,狠狠地抽了自己一嘴巴,很痛。这是现实,又去看手里的信,信在。
他跑出房间,站在阳光里,一个字都不落地看了一遍,此时,他确信桓温是要他出山做官。他的心,五味杂陈。当初就是桓温这禽兽把他弄到这个小县城的,如今却是这个禽兽要拯救他,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
殷浩不知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他只知道一件事:桓温请他出去做官。接下来的事自然就是,给桓温回封信。
这封信其实很容易回,无非是感谢桓温的赏识,然后谦虚一下,最后再说如果桓温不嫌弃他,他愿效犬马之劳。
想起来简单,做起来就比较麻烦。感谢桓温的话不能说得太肉麻,否则就有失名士风范;谦虚的话要浅尝辄止,千万不能过了头,让桓温误会自己真不想出去做官;至于说犬马之劳,那就更要万分斟酌,他毕竟是个名动天下的人物,不能失了骨气。
殷浩这样一考虑,不由地患得患失起来,提笔写信,每写一句,就觉得不妥。于是,将写好的信拆了又封,封了又拆,不断修改,不断重写。如是反复了几十次。
这种神经质的行为,不可能成全好事,只能坏事。殷浩被自己搞的恍恍惚惚,物我两忘。就在这种眩晕的状态中,他把一封白纸封到信封,送了出去。
一万分的谨慎和斟酌,换来的竟然是一封白纸的信,这让人捧腹大笑的同时,更为殷浩感到悲伤。
桓温接到那张白纸后,七窍生烟:老子我好心好意请你出来做官,你却弄个'天书'作为报答,耍猴是这样耍的吗?!
自此,桓温再也没有和殷浩联系过,殷浩等了很多天,不见桓温回信,不禁扼腕长叹道:信中还是有不妥的言词,我真是愚蠢啊。
他哪里知道,信中就没有不妥的言词,而是根本就没有言词。
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是偏安江南的东晋,这种'轻叹'尤为盛行。所谓清谈,就是上层社会以讲玄学(佛道思想)为主,形式主要是开读书会,搞论坛,弄演讲大赛等。
总之,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坐在清风徐来的窗前,满嘴跑火车,说的越玄乎,离现实越远,就越有听众,越受人尊敬。在这种氛围下,东晋的官员们竟然都把处理世俗事物看作是最低贱的事。这样的国家,不灭亡,是无天理。
人必须要在实际事物中磨练自己,才能立得住。王阳明的话可以当作人类的座右铭,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和世界发生感应,而感应的唯一方法就是要去做事,不是叽里呱啦的说。天下任何真理都不是说出来的,是做出来的。
你只有在事上磨练,遇事后才能方寸不乱,殷浩显然就从未在事上磨练过,所以他一遇事,就手忙脚乱,带兵如此,写信也如此,最终把两件好事全部搞砸。
心学门徒李贽评价一些人时说,(他们)平时只知'打恭作揖','同于泥塑'(理学静坐和闭目反思的训练),而一旦遇事,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
殷浩的故事就是最佳例证。

二、最好的制度,就是逼人致良知中国古代盗墓猖獗时,能买得起铲子的人都去盗墓。但都是欢乐少悲伤多,简单而言,就是缘于人性。最初,盗墓者有两个。找到墓门后,一个先下去,把墓里的宝物放进包裹,上面的那个就用绳子把包裹提上去。
但经常发生这样的事,上面的拉绳人抛弃下面的同伙而去的事。
于是有人召开全体盗墓者大会,会议规定,以后盗墓,同伙之间必须是亲戚,最好是父子。可是,纵然是父子,也有儿子把老子抛弃在坟墓里的事发生。
懂人性的人最后规定:父子二人去盗墓,下去收拾财物的人必须是儿子。这规定出台后,就再也没有把人丢在坟墓里的事发生。
乍一看,这是优良的制度设定。但制度设定的背后,其实就是人性。儿子对父亲的爱远不如父亲对儿子的爱,人类所以能繁衍至今,就是因为这种上辈对晚辈的毫不保留的爱。
这就是王阳明所说的父亲对儿子致良知。其实,制度的设计者就是让父亲向儿子致他本然的良知。
二战期间,美国空军降落伞的合格率为99.9%。从概率来就讲,一千个跳伞的士兵中会有一个因为降落伞不合格而死掉。
美国军方要求厂家必须让降落伞合格率达到100%。厂家负责人无可奈何地说,我们真是到极限了,合格率不可能100%。
美国军方负责人对他们说,肯定可以100%。这样吧,以后你们送来的降落伞,我从里面随即挑出几个,你们负责人亲自跳伞检测。
据说,奇迹出现了,从此,降落伞的合格率达到了100%。
你也可以说,这是良好的制度设定。但它背后,仍是人性。人是趋利避害的,与生俱来。你若想他凭良心做事,大道理的作用微乎其微。只要盯准其'趋利避害'的人性,设计一种方式,他没有别的出路,只能去凭良心做事。 1519年,王阳明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叛乱。朱宸濠当初和中央政府的许多太监勾结,他被平定后,很多太监担心自己的前途,于是怂恿皇帝朱厚照南下,并要朱厚照下圣旨,要他们去取朱宸濠。
两个太监跑去王阳明处,要他交出朱宸濠。王阳明对他们说,朱宸濠我是死活都不交的,他虽然被擒,但党羽仍在民间,交给你们,我不放心。
太监大闹起来,王阳明安抚他们,'先吃饭,吃了饭再说。'
于是,他们被请到竹楼上,他们一上去,王阳明就命人撤了梯子。无论两个太监在楼上如何喊叫,王阳明充耳不闻。
喊叫的累了,两个太监坐在饭桌前歇息。饭桌上没有饭菜,只有一些文件。百无聊赖之下,他们打开文件,才看了一页,就魂不附体。
这些文件都是信件,是他们当初写给朱宸濠的,里面自然有阿谀谄媚,甚至有大逆不道的言辞。
当他们魂飞魄散差不多时,王阳明走上来,对两人说:'二位还要不要朱宸濠了?'
两个太监面面相觑,王阳明叫来人说道,'把这些文件都烧了吧,没有什么用啦。'
最后,太监没有要朱宸濠,反而对王阳明感激不尽。
王阳明对太监,使用的就是逼他去致良知。良知,能分是非、善恶、利害。两个太监面对一大堆信件,自然知道什么是利什么是害。知道了这个,自然就肯致良知了:不要朱宸濠了,只要老命。
这是制度设定的正念:如果你不主动致良知,那我就逼着你去致。
人类法律、制度的唯一目的或者说是终极使命,就是保护人的良知。行善有善报,行恶得恶报。制度应该是从人性出发,保护那些主动致良知的人,逼迫那些不肯致良知的人非致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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