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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合作社、社会革命与工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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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 发表于 2017-10-30 22:01:1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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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工人合作社的概念重新走入了中国的社会运动乃至工人的视野,不同于毛时代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合作社,这一回关注的焦点是更具有工人民主色彩的合作社,尤以被认为全世界最大也最成功的合作社集团、西班牙的蒙德拉贡合作社集团为范例。早两年就有劳工界学者讨论这种合作社,指出其是既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又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条「改革的新出路」(潘毅[1]),最近又有工人社区机构在介绍它;更有趣的是,蒙德拉贡合作社早就在中国的江苏昆山设有工厂,而昆山恰好是市场经济成功范例——富士康的主要生产基地之一,富士康和蒙德拉贡偏偏又被国内经济学界当做两种体制的成功范例加以比较[2]。并且早就有很多书籍在介绍蒙德拉贡合作社。

那么,合作社是否具有社会变革意义,甚至可以成为一种既能取代市场经济、又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的社会改革出路?从实际的工人运动与工人解放事业出发,合作社是否有一些好处、又会有怎样的限度?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何看待合作社,有怎样的理论主张呢?本文就来初步探讨一番。


合作社能证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可被工人民主代替

劳工社会学者潘毅的文章指出,未经社会实践验证的社会经济设想是「马克思批评下的乌托邦」;她还引述美国的社会学教授埃里克·欧林·赖特的话说:「马克思主义把共产主义描述成一个按照『各取所需、各尽其能』的原则管理的无阶级社会,而对于实施这一原则的制度安排却几乎只字不提」[3]。确实,马克思极少对共产主义社会或工人阶级掌权下的社会做制度设计,但在经过了20世纪有了数十年极其丰富的工人阶级国家的政治经济实践之后,马克思主义者早就有对社会经济制度的大量讨论,相信马克思如果还在世,肯定也会高度重视对这些已有经验的深入研究。但是潘毅和赖特的文章不仅容易给人造成马克思缺乏社会经济考虑的印象,还容易让人误以为马克思从未考虑过合作社之类的社会经济可行性。

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其参与创立的第一工人国际的第一批中央文件里就高度重视了合作社的问题,草拟了专门的原则,第一条就做出了一个具有相当重要的革命意义的理论判断:

「我们认为,合作运动是改造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各种力量之一。这个运动的重大功绩在于:它用事实证明了那种专制的、产生赤贫现象的、使劳动附属于资本的现代制度将被共和的、带来繁荣的、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的制度所代替的可能性。」[4]

在资本主义统治下,革命的本意就是能够取代资本主义,合作社具有这样的意义。由工人合股经营、一人一票民主参与决策的合作社,准确来说是一种民主自治的共有制,显然不同于资本家雇佣劳动工人的私有制。马克思起草的这个第一国际文件里还特别强调,工人与其从事合作贸易,不如从事合作生产。而西班牙的蒙德拉贡合作社集团的核心成员就是生产合作社。

世人广为称颂的蒙德拉贡合作社(注册的名字叫蒙德拉贡联合公司,简称MCC),具有一些令中国人感觉既似曾相识但其实又十分新鲜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使它具有工人民主或社会进步的色彩:

①工人可以自由入社,只须三年内交够1万欧元(2009年西班牙最低工资为728欧元/月[5],1万欧元相当于一个工人13个月的底薪)即可成为合股工人。事实上,新社员通常只花费少量的「首付」,以后从工资扣减补齐,三年之内凑够1万欧元即可,这对工人来说是易于参与的。有终身职业保障。工人如果退社,可从个人账户里拿走四分之三,其余四分之一是不退还的。

②合作社集团里有养老、医疗、教育、房屋、消费、妇女、培训、研发等方面的二级合作社[6],有较为丰厚的福利,解决了合作社工人的后顾之忧,并使合作社发展具有很强的后劲。

③合作社会员既是工人又是雇主,既是生产者又是管理者、产权拥有者,劳动者通过全体社员的社会议会(Social Council)一人一票决定合作社的发展方向及劳动者关心的一般问题。

④合作社的工资差距尽量减少不平等,按岗位业务和业绩不同定工资,普通员工工资高于社会平均水平,领导层工资低于社会平均水平。

⑤它不发行股票上市,而是向社员借贷,向社员支付利息。合作社7成盈余存入社员的个人账户,3成的盈余存入合作社的共同账户。所以实际上,社员的连本带利几乎都成了合作社的运营资本。这种独特的做法既保证合作社有充足的财源,还不必到资本主义的证券交易所去迎合、讨好大股东。

上述的这些生产体制,可谓「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蒙德拉贡联合公司也以其120多家合作社(其中86家产业合作社)的联合、9万员工、年销售额50亿美元、西班牙第七大集团、内含欧洲第五大家电公司等杰出的数字惊艳于世,在失业率高达20%、25岁以下失业率超过50%的西班牙,MCC所在的蒙德拉贡小镇却无一人失业。在同样的资金量、劳力和产出成品比例下,蒙德拉贡合作社更显示出比其他资本主义企业更高的生产效率。

而在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和新自由主义教义尤其大行其道的当代中国,从教科书意义的「全民所有制」到现实中的计划经济国有企业传统体制,都早已广受批评,而资本家为盈利而关心生产的「现代企业制度」据说才能真正提高生产效率。在还挂着社会主义羊头、卖着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资本主义狗肉的中国,重新提倡一种由生产者联合的具有工人民主活力的合作社实践,具有重新唤起人们社会主义信心、推动社会变革意愿的重要启发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蒙德拉贡式的合作社如果能落实,将是具有社会革命意义的。

但是具有社会革命的意义,是否等于说蒙德拉贡式的合作社可以开辟社会改革的新出路呢?市场经济下的合作社,是否可以走出一条既不同于市场经济又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的新路呢?


工业全球化与跨国资本同台竞争却使合作社资本主义化

在颠覆了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走向资本主义化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劳工社会学者潘毅对蒙德拉贡合作社的模式寄予厚望:

「对于我们来说,要出现一种真正属于“人民”的社会经济,有别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它既要挑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又要超越“第一波”社会主义革命下官僚和人民的关系,重建一种“去官僚”、“去阶级”、民主和平等的新社会。……而蒙德拉贡的成功提醒我们,即便在成熟的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中,合作社经济等另类经济实践依然可能取得成功,更何况在中国这个具有长期社会主义传统的国家。合作经济的独特优越性在一个随时可能受到经济危机破坏的市场体系中具有无法替代的优点:生产与创新的活力,收入公平,就业保障,失业风险低,合作社内部的风险共担,强调成员发展、民主管理和社会福利与责任,避免劳动力的过度商品化等。这一实践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了经济向社会的回归,使经济发展服务于普通大众,并嵌入在社区发展之中。在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以及中小城市的现实条件下,相比于任由或者鼓励大资本对土地和人进行彻底的商品化的市场化模式,推动和扶持社会所有制的经济模式,培育以社区为本的工业化与城镇化,或许是解决中国人口就业与生存,经济与社会共同发展的可行出路。」[7]

之所以要如此大段引用这些论述,因为合作社的实践在今天中国确实具有现实可操作的可能,必将会对社会运动有相当的影响。但是我们正要探讨的就是这种影响的性质,直截了当地说:其「革命意义的成色」几何?就算这种合作社能够成功经营起来,它的成功多大程度会是「工人的成功」?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在资本主义统治之下的任何工人组织(包括工会、工人政党、工人报刊、当然也包括工人的合作社等等)都难以避免有蜕化的倾向,同时也有工人斗争和群众监督的自觉压力维持工人组织的健康运作。马克思主义是变化运动中的辩证法,而非教条的万灵丹;所以马克思主义不能保证「工人阶级本色永不变」,但它可以且应当高度注意工人组织的蜕化、病变因素,并分析病根,以便研究对症下药。资本主义大背景下的,工人自己的合作社由于身在经济体系之中更易染上病毒,这就首先要看病毒的来源——资本主义的本质特点,简单可概括为:

1.资本主义的首要特征是全面地把劳动力当作企业的一种商品(与其他原料、机器同样的商品),资本家雇佣工人,付给满足其基本生活的工资,而占有其大量剩余价值。这使工人最熟悉机器的使用,却始终不是机器的主人,却是如同机器一样被老板「使用」,甚至待遇还不如一台机器。

2.资本主义的根本动力是为盈利最大化而生产。企业追求最大利润与工人追求最好的生活,看似「一致」或「水涨船高」的关系,其实经常有冲突,例如在使用了更多机器和科技的情况下,工人会设想自己生活减少工时和增加休息时间、降低工作强度和更多健身娱乐活动、增加教育培训机会和福利待遇等等,但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却经常会压低工人待遇。

3.资本主义的另一主要特征是永不停息的市场竞争,不但争取更高的生产率,企业之间的竞争更会压低工人的薪资福利,并使工人服从于严格的生产管理,以确保工人的生产能满足市场瞬息万变的「灵活、即时」的生产需求。最让人深思的是,正是市场竞争往往使得工人待遇最低、最会任意摆布工人的企业最能「节省成本」,从而更具有竞争力。

在一些研究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蒙德拉贡合作社集团( 以下简称MCC)也不幸染上了资本主义的病毒,尤其是随着它的舞台扩大到更大的市场中时,这个合作社简直是走向了资本主义的旧窠。

首先,随着MCC的扩张,早在1997年就有1/3的员工为非会员,这些非会员与其他资本主义企业的雇佣工人别无二致,当然也谈不上什么会员参与的工人民主了。MCC还在埃及、墨西哥、泰国、中国设厂,发展了和许多资本主义企业合伙,MCC还根本没打算把那些资本主义分厂转变为合作社[8]。

1986年西班牙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1991年欧洲统一市场的建立,才使得MCC从以前较小的经济圈加入到国际资本的竞争场中,尤其是与跨国资本巨头同台竞争,迫使MCC采取了同样的资本主义手法。换句话说,MCC的9万员工中,至少有3万人是受剥削的。随着MCC的扩张,这种剥削劳工的范围还在扩大。(这种情况类似于中国河南的南街村集体企业,这个号称共产主义的范例只存在于3400多名有户籍的当地村民中,但却有近8千名外来工是受剥削的,只有其中的杰出员工得到优待。)

其次,MCC的众多合作社企业,工作仍按照所谓「科学管理」的泰勒主义原则进行,也就是类似于富士康生产线的IE管理体制。但这也不是绝对的,有些合作社已经整个取消掉了生产线监督人员,还有些合作社选举产生监工。蒙德拉贡系统里多年沿用着复杂的职位评鉴制度,也日益受到工人批评,据说某一个合作社里还因此引发一场大罢工。虽然有民主架构,但仍有工人经常抱怨其他社员「偏袒不公、而且滥权」[9]。另外其内部薪资差距达到1:4甚至1:6也并非小差距了[10]。

尽管工人合作社的「社会议会」有时很有效地改变董事会和经理的政策,「但是越来越多的批评指出社会议会根本没有实际的权力来制衡资本主义与侵略性越来越强的经理。有些蒙德拉贡的员工告诉我,这种情况已促成他们探讨组织工会的可能性。」(Tim Huet)[11]

可见,即使是蒙德拉贡式的真正工人自己的合作社,在实践中也有走向资本主义的趋向,根源在于市场的压力、跨国资本的包围和资本主义管理的积习难以转变。另外有一个批评也很有价值:

「还有一些非经济的理由让合作社无法成长,当合作社规模越来越大,它的社区与民主参与感就越来越减少,员工更无法每个月坐下来决定所有重大的企业事务。当工作越来越精专、企业事务越来越复杂、或者分散在许多地方,它的连系与确定每个人的平等参与决策就越来越困难。当合作社的员工突然成长加倍时,把新员工融入既存的决策程序更是困难。」[12]


「市场经济合作社主义」与计划经济的优劣比较

由上理论和实践的分析可见,处于市场经济中的合作社仍有蜕化倾向,而且越扩张、设立越多分厂就越可能走向资本主义的旧路。但是希望读者注意,我们并不是简单地要批判合作社,而是希望探讨合作社的局限性、克服之道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的出路,甚至应该说是为着实践它而做一种全面的探究,不是为了否定它,而是为了正确地认识它、甚至设法改进它的实施效果。

上面我们对市场经济中的合作社——姑且简称之为「市场经济合作社主义」做出了两点批评:市场竞争导致其追求盈利最大化和剥削一部分劳工;具有压迫性和越来越多侵略性的生产管理制度。另外,随着合作社规模扩大和工作专业化的增长,工人民主的困难也大为增加了。

正如马克思在第一工人国际决议中所写:「但是,合作制度限于单个的雇佣劳动奴隶通过自己的努力所能创造的这种狭小形式,决不能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为了把社会生产变为一种广泛的、和谐的自由合作劳动的制度,必须进行全面的社会变革,社会制度基础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只有把社会的有组织的力量即国家政权从资本家和大地主手中转移到生产者本人的手中才能实现。」[13]

但是人们恰恰忽略了正是计划经济有助于克服单个工人合作企业的上述局限性:

其一,计划经济的最大特征就是消灭了市场竞争,使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变为协作关系,企业不再为追求最大利润拼个你死我活,从而也消灭了压抑工人的经济根源。

其二,无论是合作社还是将来具有工人监督的其他企业,当它扩大到全国乃至国际的规模时,都存在着民主决策的困难,因为企业的工人民主往往依赖于工人长期在社区的相互熟悉(正如上一节最后引用的那段批评所说的)。但是正是在全国乃至可能全世界统筹的计划经济的规模上,可以用地区性的工人代表组成全国代表大会,或者甚至可用全球化产业链各级供应商的工人代表,组成全球产业工人代表大会(例如围绕iPad平板电脑的所有产业组成一个巨大规模的、但是针对性又非常强的工人代表会),从而达成整体规模的工人民主,这是任何单个的企业(不只是合作社)无法做到的。

其三,正是市场竞争导致薪资变动的不确定、甚或长期停滞,于是这又导致工人流动性越来越大;而工人因为薪资待遇而流动,导致了企业人员进进出出,难以实行有效的工人民主。只有切断了市场竞争这个源头,这个逻辑关系才能中断,否则工人民主难以在单个企业中覆盖到大多数乃至全体的员工。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员工的跳槽并不必然导致工人民主难以实行。关键是,跳槽的原因是什么。如果工人还在操心自己待遇太低,那么他们就更难关心比待遇更进一步的民主管理决策问题。假定在一个具有工人民主的社会里,如果工人跳槽是为了找到自己更喜欢的工作,那么可以设想他还能保持着一种民主管理参与的身份,不管跳到哪里都不会变。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工人的计划经济,可以并不排斥工人的跳槽权利(择业自由权),同时又保证工人民主的活力。

但是传统的计划经济的最大缺点正是官僚化、不民主,但这一点不能怪在计划经济的头上,因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首先诞生在一个已经官僚化的工人阶级国家(1928年的苏联,已经“成功肃清”了工人反对派和左、右两边的反对派,完全恢复和强化了工厂里的一长制),而且最初这还是一个连粮食这样的重大基本物资都不够分配的落后农业国。计划经济的本意是把物资的生产和分配纳入到一定的计划中,它的前提应该是有足够多的物资可供计划调配,如果物资都缺乏,这就导致计划变得很紧张、从而导致不可避免的专断倾向。举一个很容易理解的例子:如果全社会有1亿人,全社会的粮食可供3亿人食用,剩下部分还可拿来酿酒、制油、加工成美味的食品、拿来出口等等,经济计划可以做得相当宽松、公平;可是全社会1亿人只能保证供5千万人吃的粮食,又没有别的办法满足,就一定会有一部分人挨饿,为了保证粮食分配秩序,就要设立警察以及专门的干部,他们维护秩序还享有特权就难以避免了,而那些负责生产粮食的干部和少数工人也难以避免地享有特权了。所以历史上的计划经济的不民主和专断倾向,首先是因为贫困与匮乏,而不是制度设计得不好。随着物资的丰富增多,计划经济反而可能变得更容易、更宽松,当然必须打破官僚阶层的人为垄断、用工人民主抑制特权倾向。其实在1950~1960年代的苏联,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资的丰富,计划经济体制下已经出现了政治民主化的倾向,那就是赫鲁晓夫提出「非斯大林化」的社会背景,但官僚特权阶层也与生产力一道发展起来了,从而在根本上阻碍了民主化的进程。幸好,我们不必再面对那样一个棘手的计划经济官僚阶层。在目前的经济已经初步发达的中国,如果打破了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将比1950年代的苏联还要容易实行一种更科学和民主的计划经济。

由我们的分析来看,工人阶级也不能单靠合作社就开创出一条社会经济的新路。尽管我们承认,单靠计划经济也是不行的,传统的计划经济必须克服其官僚化、僵化、不民主这一最大缺点,而且这缺点当然不是经济发达就能自动克服的。但是合作社也存在着论述者无可回避的缺点:资本主义化与工人民主的退化。因此,如果我们要考虑社会变革的可能性,那就应当把合作社、工人民主与计划经济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合作社主义」(即单靠合作社,在不触动市场经济)是不可能通向社会变革的,必须打破市场经济——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变革。

当然,这里显然是在做一种「工人民主的理论假设」,指出一个实行工人民主的计划经济,可以克服合作社(其实不止合作社、也是任何单个企业)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难以克服的缺点。我们这里正是要从理论上说明,合作社只有与工人民主管理的计划经济结合,才可能克服其缺点,成为有力的社会经济变革方式。


中国的工人解放事业:工人合作社的特别价值和特殊条件

在资本主义理论原则肆虐的今天,社会变革的任何主张都首先要在理论上站得住脚,才谈得上对工人阶级有益的运用。有人可能不以为然:理论说得再好有什么用,如果不能实行也是白搭。

问题恰恰在于:即使一种方案能够成功经营,甚至赚了大钱,但它却没有促进工人事业、反而腐蚀了工人事业、甚至与工人解放事业背道而驰呢?我们可以举一个比较极端、但非常生动的例子: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张全收」,他最初的确是一个农民工、可能确实有过为民工兄弟办事的精神和本领,给两三万工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当然是「行得通」「实践证明完全可行」,更能赚大钱,但他所做的却是「劳务派遣」这种最剥削工人的「人力资源买卖」,除了被中央政府册封为「全国优秀农民工」、抬举为全国人大代表,没有认真的劳工人士会认为他是有利于工人事业的[14]。

所以行得通的工人创业思路,不一定就是有利于工人的,它也可能沦为少数人发财致富、剥削多数人的老套路。而从我们上述分析来看,即使是工人自己的合作社,都有可能蜕变为资本主义剥削式的企业,而且这种蜕化倾向一直存在。我们显然不能认为靠合作社就能单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但是由工人来组织生产合作社,有其特别的价值,就是证明工人的「共有制」能够取代主流舆论吹之为无所不能的资本主义体制,带给劳动群众以工人接管社会生产、民主自管的可能性的信心,以及工人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的想像。正如一个左翼观察者所说:「要打破资本主义的论述,光有乌托邦理论是不够的,必须实际去证明可行。资本主义的毛病并不是它不可行,而是实施过程中将人性摧残粉碎殆尽,解决这个现状的唯一解答是去证明有个更好且可实行的系统。」[15]

对于中国工人斗争现状来说,工人合作社还有一层非常实际的技术价值:它可以让现在高度流动性的工人,长期扎根在与社区紧密结合的工人合作社;这可以让被企业赶出来的战斗性工人能够长驻工业区,让失业工人多一条集体奋斗的出路,也可以让有心服务于工人的人士作为工人一分子参与到集体事业中。当然,工人合作社不应该是纯粹的工人互助的技术工具,还应该有政治经济学的启发教育意义,在设法把它经营得力的同时,还要特别注意克服它的资本主义倾向,防止它又异化为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的工具(且不说革命大道理,这种事就是在工友伙伴关系的情面上也是让人不好看的毁灭性打击)。

工人合作社如果经营成功,还有一个明显的好处就是可以支援工人运动。其实这方面,工人合作社早就有过光荣的历史:在1919~1920年意大利席卷五十万人总罢工的工厂委员会运动时,「都灵合作社联合会」就支持了「工人合作社的首要目的是贴补革命斗争,而不是个人发财」的原则,一直坚持只象征性地抽取原始股值的3.5%做为红利,它供应了都灵全城1/4人口的食品需求,而都灵是工厂委员会运动中心地区。

我们充分肯定工人合作社的价值,并且批判地支持这种具有革命意义的社会实践。本文做了如此多的理论和实践分析,目的就在于为其实践提供正、反的全面参考。参照蒙德拉贡合作社的基础上,根据本文的分析,笔者试提出几点粗浅的建议措施,供合作社的支持者和有心实践者思考和讨论:

1、合作社应立足工业区和社区,以便贴近工人大众、向广大工人提供集体奋斗的示范,吸引更多进步工人参与。

2、不要经营那些已经高度产业化、以「廉价劳动力」取胜的工业领域,以免被大型产业资本的市场订单和「千方百计节省人力成本」的资本主义动机牵着鼻子走。可以考虑从事农副产品加工、食品及药品生产等领域,因为这类产业可以不主要以低廉价格取胜,而消费者更多会考虑到安全、质优、口味、营养等因素,更需要工人的用心劳动而非廉价劳动。

3、生产一线的基层管理,可以从工人中推选,也可以从外面招聘进来,但必须让工人可以经过多数票数可以弹劾、撤换,以免基层管理再次沦为直接压迫工人的角色。

4、如果有非社员的工人,应尽可能做到这部分工人与社员的同工同酬,劳动收入尽可能平等。正如马克思在第一国际决议中所说「为了避免使合作社蜕化为通常的资产阶级的股份公司,每个企业的工人,不管他们是不是股东,都应当从收入中得到同样的份额」[16]。

5、非社员工人,如果为合作社打工时间较长(例如半年或一年以上),应允许其参与合作社,或可借钱给合作社而获得利息(借钱数量以入社费为上限,也就相当于让其参与合作社)。

6、单个合作社的规模不宜扩大到超出社区范围,也便于实现工人民主决策。如果合作社要扩大到其他地方,积极分子可以另开门面,最终往蒙德拉贡合作社集团的方向发展。

7、合作社不应沾沾自喜,不要夜郎自大搞成「一厂社会主义」,还应该大力宣传反资本主义、主张工人自我管理和劳动民主的科学原则,使合作社成为推动工人抗争精神的工具,而不是宣传合作社比资本家的企业更能赚钱。也就是:「建议一切合作社把自己总收入的一部分作为从行动和言论两方面来宣传自己的原则的基金」(马克思为第一工人国际起草的文件)[17]。

2014年10月12日
注释

[1] 潘毅:为什么要谈社会经济?蒙德拉贡的实践与中国现实的选择

http://www.ilabour.org/Item/Show.asp?m=1&d=3233

上面写的时间为2014年08月18日,但至少文章的后半部分两年多前就刊登在三农类别的网站上了。

[2] 21世纪经济报道:蒙德拉贡传奇,作者小疼,2012-12-14

http://blog.sina.com.cn/s/blog_c2b1b5370101etdt.html。

[3] 见[1]。埃里克·欧林·赖特讨论社会经济的文章见http://www.opentimes.cn/bencandy.php?fid=335&aid=1616 ——《指向社会主义的替代性选择》,原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6期。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P218-219,《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第五节,卡·马克思写于1866年8月底。粗体为马恩全集原文所加。

[5] 西班牙最低工资比9年前上涨了71%,2009年8月5日,来源:新华网

://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8/05/content_11831591.htm。

[6] 《蒙德拉贡的挑战》,Black Rose著,李淑华、刘格正译。译自「从基层起来」(From the Ground Up),一本描述草根组织和工作场所民主的书,第八章「蒙德拉贡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Mondragon)。作者Black Rose写于1987年冬天。http://labor.ngo.tw/books/book6/mondragon-challenges.htm

[7] 同[1]。

[8] 《合作社能全球化吗? 蒙德拉贡正在尝试中》,Tim Huet著,刘格正译,译自1997 年11/12月号的 Dollars & Sense 杂志

http://labor.ngo.tw/books/book6/mondragon-goglobal.htm。

[9] 《对工人控制生产的国际经验:以色列、西班牙、南斯拉夫、挪威》,迈尔斯·高尔文 著,洪哲胜、黄念义 译。1993年初译。

http://labor.ngo.tw/books/book4/book4-ch2-1.htm。

[10] 多方面的材料都指向其最高差距不能超过系数1:6。例如《从蒙德拉贡到美洲》中阐述的“10个原则”

http://blog.sina.com.cn/s/blog_c2b1b5370101d5l7.html。

[11] 同[8]。

[12] 同[8]。

[13] 同[4]。

[14] “农民工司令”、全国人大代表张全收访谈,21CN,2008-3-10

http://news.21cn.com/zhuanti/domestic/2008lianghui/fangtan/2008/03/10/4450193.shtml

[15] 同[6]。

[16] 同[4]。

[17] 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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