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献田教授给李成瑞同志的信

来源：红歌会网 | 作者：巩献田 | 时间：2013-08-22 17:48:31

李老：

　　您好!

　　谢谢您的称赞。

　　我与茅于轼的对谈，主要是想直接接触下茅于轼，对谈之前我仔细看过他的书，他的文字水平很不像话，是想进一步知道他的更多的谬论、想法和水平。再就是想了解这个人的性格。结果，我的收获很大。这个人反动性程度很强烈、很高，但是水平却很低、很浅。他属于慢性子，还是比较直率的，对人也讲究礼貌(大概是为了显示他们一伙所说的“儒雅”吧!)。所以我当面说他是“险而不阴”，“狡而不猾”。他是比较好打交道的一个老者、绝好的反面教员。有的右翼精英就比他狡猾得多。茅于轼不拒绝与对立面在一起谈论，据称他在此之前曾经答应过就人口问题与孙经先教授在一起辩论。

　　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茅于轼的谬论，为了争取中间的网站和群众，为揭露其荒谬论点，我也引用邓的话。对于邓的话一律不引用的做法，我认为实在不可取。用某人说过的当时是正确的话，去揭露错误路线的做法有什么不可呢?革命导师在这一点上就是这样做的。比如，列宁就曾经多处引用叛徒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以前曾经说过的、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话来揭露他们的叛徒行径，这样做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当然，我们无法与革命导师相比，但是，他们战斗的策略、办法我们不但不应该拒绝，反而应该学习和运用。

　　比如1985年3月7日邓就讲：“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1985年8月28日他又讲：“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还有1986年9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他说：“百万富翁很难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产生。”

　　问题在于前主要领导人和某些主流专家、经济学家，比如江某人，为了捍卫所谓改革并没有失败的谎言，就采取指鹿为马，死不承认社会现实的办法，即闭眼不看导致了两极分化和产生了新资产阶级的事实。在2001年林炎志同志写了“共产党要领导和驾驭新资产阶级”一文之后，他不就受到了冷落了吗?在当时之际，教育部召开的高校“两课”教学指导委员会上，北大一位(经济学家)的校长，主题发言不就是论证我国社会还没有出现“两极分化”吗?

　　但是，工农大众由社会主人沦为“弱势群体”的铁和血的事实，是无法掩盖的了的。目前这已经是整个社会的共识了。不过在形成这种结果的原因的解释上和改变这种局面的道路和方法上，却是有着根本的、重大的原则分歧：

　　一是认为，多年以来我们的领导人从根本上背离我国宪法规定，背离了“四项基本原则”，受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误导，制造谣言说公有制企业效率低(清华大学朱安东同志研究，就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也远比私有制企业的效率高!)，大力推行私有化，搞垮国有企业;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遭到疯狂诋毁和严重破坏，大搞市场自由化。是改革方向错了，是走了邪路了，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恶果。目前要做的不是一个劲地所谓继续深化改革，而是总结经验，矫正改革的方向，端正改革的路线。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完善，是独立自主地建设社会主义，而不是依附于外国(更为荒唐地是与某国结成所谓“夫妻关系”!)和某个国际组织，执行世行联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计划，因为这是一个必将把中国社会带入灾难深渊的计划!这是绝大多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共产党人的主张。

　　包括茅于轼在内的自由化人士和精英，却认为我国的问题是改革不到位的问题，前主要领导人不是在一次“两会”上就高喊要“坚持改革不动摇”吗?(改革的无限度、无阶段、无范围、无正确方向，可以谓之“改革癖”!)要继续改革，要更加全面、彻底私有化，要反对国家垄断(据我所知，反国家垄断的只有中国一家!)，要搞什么宪政改革(却不遵守我国现行宪法)，要推进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却不明确提出改革的方向和内容)，等等。

　　当着有人提出要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和教训，比如，对于目前罪恶的房地产商体制(制度)，对于“三资”企业的发展历程、对我国经济的利弊定量分析，指出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超过百分之六、七十，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外资利润占整个利润的30%以上了，商业的外资投资已经高于60%了，已经是殖民和半殖民经济了，质疑还要建立什么“自由贸易区”。那么，这就被说成是什么反对“改革开放”啦!“思想僵化”啦!极左啦!等等。

　　这些人恰恰忘记邓小平所说的：“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 三十多年以来，难道我们见到的“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的现象还少吗?在起草“十八”大文件过程中，当着中国社科院杨伟光同志提出要写上“共同富裕”的文字之后(注意：仅仅是要写上!)，那位一向被某些领导人所推崇的郑必坚，竟然不顾邓某人多次讲过的，社会主义的特征之一是共同富裕，他反而说什么“共同富裕是亡国之道”!而在场的那些起草者们，竟然对此不置一词!?您看这是多么荒唐啊!

　　邓小平在世之时，曾经两次否认有什么邓小平理论(喻权域在世时说，他接过两次电话：“没有什么……理论，我是做实际工作的，理论是系统的……”)，可是，他去世之后的十五大就确立了“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然而，某些领导人的作为却是又大大背离了“邓小平理论”!

　　关于习总书记的“两个不否定”问题。我是这样看的，这话猛一听，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三十多年来，社会上主流的是否定前三十年，他是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第一个说不能否定前三十年的，这合乎群众的意愿，也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肯定。从这个角度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仔细一分析、琢磨，就发现这是一种折中主义的说法，是自我矛盾的。

　　比如，后三十年对于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制度，比如计划经济体制，公有制，按劳分配的否定，该不该否定?后三十年对于前三十年的共产党的正确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否定，该不该否定?如果对这些极为错误的否定不加以否定，那么怎么做到不否定前三十年?严格讲，这种说法就成了一种维护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的巧妙修辞了!至于习总书记主观上是否意识到这个逻辑矛盾，我不得而知，可能他的初衷是好的，是不否定前三十年的，可在客观上、在实际上和在具体问题上，这样说确实又无法不否定前三十年，这就维护了对于前三十年的不能否定的、然而是错误的否定。所以，我认为前后三十年，该否定的必须否定，不该否定的不能否定，即使现在否定了，以后还会被历史否定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给中国带来的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是永远也否定不了的!

　　至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应该说是习总书记不否定前三十年的一个实际行为，因为群众路线讲得多、做得最好，还数毛泽东时代。目前社会问题严峻，党群关系极为疏远和极度紧张，核心是路线问题，是脱离了人民群众的问题。而腐败问题一直难以遏制，也是这个问题，即不是发动群众反腐，而是仅仅依靠所谓少数精英反腐。所以对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我表示赞同。但是，至于是否达到预期效果，关键就在于路线能否端正，在于是否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放手发动群众，放下官架子，甘当小学生，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而不是总觉得上级就是聪明的，领导的决策就一定是正确的，基层干部说得都是实话!等等。比如，去年4月份政府违法关闭八十余家网站，至今就没有开禁，这无疑是政府违法而共产党的组织和权力机关又迟迟不予纠正的问题，如此对待成千上万的网民，这样做又如何得民心，顺民意呢?

　　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两块基石，背离了它，就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奋斗目标，舍弃了她，就再也不是共产党人了。我认为，修正主义路线的全面彻底的批判，群众路线的切实践行，共产主义理想(不是梦想)的真正回归，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重新被推崇，这是解决中国目前问题的唯一正确道路。

　　在与茅于轼的对谈中，针对社会的复杂性，根据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我不得不在个别情况下，说违心的话。但是，通观我的整个谈话，读者自会是会明白而不至于发生误解的，此乃我多余的话了。

　　类似茅于轼这样一位违反宪法和法律规定、受到敌对势力利用的、疯狂攻击“四项基本原则”、大肆污蔑、诋毁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同志的所谓经济学家，在我国的出现毫不奇怪，奇怪的是他竟然受到我们国家和党的某些领导人的重用，他所主导的天则经济研究所，竟然被上届的中央负责同志同意与世界银行一起制定《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并且某些地方的领导同志还竟然一直热衷于请他作报告!在出版界，竟然热衷于一再出版他的著作(在短短一周之内我就买到他的十三部著作!)，放任他一再欺骗和愚弄读者而受不到应有的批判!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想到此，作为一个中国人，岂不悲哀!岂不愤怒!

　　以上看法不知对否，请您予以指正。

　　祝好!保重!

巩献田谨书

2013年8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