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从蒙德拉贡（Mondragon）到美洲 （figo翻译）
“公司的诸立场是公司个性的表达，是它的使命，是公司对其成员行为的指南以及取得经营成功的基础。这种基于立场的行为模式让人们可以识别出一个公司的个性，并且使得这个公司区别于其它公司。在这些立场之下形成的集体的生存活动赋予了公司存在的意义。这些立场应当被公司内所有的员工认知并实践，从而令个体与集体的作业与公司的使命相符合。”
——何塞·雷蒙·费尔南德兹 (José Ramon Fernandez)
致谢
在此书中表达的信息与思想是从许多的资料来源中挑选出来的。关于蒙德拉贡的基本思想的权威资料来自于一篇由何塞·阿苏尔门迪（José Azurmendi）撰写的已出版的大学论文。它是由蒙德拉贡合作银行卡嘉（Mondragon Caja）在1984年出版的。
另外一些主要的资料来源包括保存于艾嘉思必德（Ikasbide）学校中的一些档案，它们由已故的何塞·玛利亚·门迪萨瓦尔(José Maria Mendizabal)牧师所收集整理，并且在卡普顿大学（University College of Cape Breton）保存有一份可以查阅的该档案的副本；还包括由蒙德拉贡集团出版的兰基德（TU Lankide）杂志；以及文献索引中所列出的一般著作。
为了得到第一手的信息，我已经参观了蒙德拉贡至少8次，并且还参观了瓦伦希雅（Valencia）4次，其中有些是作为由社团共有
社会理事会
社会理事会所履行的职责在通常的企业中是由工会来履行的。每一个部门，例如电气部或市场部，选举一个类似于工人代表的代表人参加社会理事会。社会理事会没有管理职权。可用于发工资的资金总数是由董事会决定的，这一般在一个大型机构中被称为“信封制度”。最终要由社会理事会来决定工资信封将被如何拆分。
除了就一般的工作条件问题向董事会何经理提出咨询意见之外，社会理事会还就广泛的员工个人问题作出决定，例如健康、利益和安全。它是一种重要的沟通机制，为信息从管理者到工人和从工人到管理者之间的流动提供了渠道。
经济方面的问题。
一个蒙德拉贡企业的三个经济方面的属性令它从根本上不同于传统企业的相应的安排；这三个方面就是：工资制度、内部经济和利润分配。
工资制度
较早的创立者们发明了一种以公平的、公正的方式，根据数值分率分配工资的制度。任何人不被允许收入3倍于其他人收入的工资额。在1986年，这个倍率被提高到了6：1。当这个倍率被从3：1提高到6：1的时候，在代表大会的年度会议中，出现了关于此事的大量的争论。制造更大的社会收入差异是极不情愿的。然而，代表大会决定认为，为了吸引到更有技能的专业人才，更高的工资是必须的。
事实上，大多数团体都遵循着4：1的倍率，只有个别的例外中，很少的人适用较高的倍率。我们应当用4：1作为一个典型的倍率。给每一个工人分配数字的价值是被选举出的社会理事会的职责。举个例子，一个新入职的，不熟练的工人，可能被分配给最基本的1.00。如果这个工人获得了一个技术证书，那么就可能再加上0.1，而如果这位工人开始负责一个工人小组，那么可以再加上0.3。如此，现在他的系数就达到了1.4。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比率也在增加。经理会被分配给系数4，并且挣得6万元，而档案管理员被分配给系数1，挣得15000元。一个工程师会被分配给系数3，从而他或她的工作自动地达到45000元。为了在从1到4之间做出分类，就需要考虑非常广泛的不同的因素，例如教育、工龄、管理责任和表现评价。
内部经济
为了成为一名工人成员，一个人必须作出两项具有经济性质的贡献：
甲、技术是在这个系统中的每个部分中都被强调的。蒙德拉贡的目标是使用在世界上能够找到的最好的技术。关键的制度上的工具，即赛欧兰和宜可兰有着这样的使命，即保持技术上是最新式的现代技术。作为保持技术上优秀的一个指标是，法格尔集团在1989年付出了1千8百万美元，占其年销售额的3.25%，用于研究和发展。
乙、规范化，是通过诸如赛欧兰、技术学院、艾嘉思必德（管理和董事人员培训中心）以及一般的员工规范化课程这些工具来实现的。发展劳动大军的这种承诺是通过再这样的现实来展现的，即代表大会决定，每年分配给每个员工的规范化课程的资金是600美元。总计一年分配1千5百万美元。除了一般的规范化课程，例如贯彻整个系统的消费者教育等意外，艾嘉思必德还有一系列特殊的课程。从为市场经理提供的不脱产的课程到为董事会成员们提供的解读资产负债表的周末教育课程，规范化教育的内容包罗万象。
丙、金融，是通过卡嘉劳动人民银行（CajaLaboral Popular）来实现的。所有的养老金基金以及工人的资本金帐户必须储蓄到他们自己的信贷合作社之中。这是一种关于截流资本的训练。这一地区集中着超过100家分支机构，他们的业务也在这一地区，蒙德拉贡已经发扬了这种思想：“要储蓄还是要手提箱。”巴斯克人喜欢居住和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地区，而不是打起背包去远方。在这种动机之下，储蓄额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对整个系统进行观察的时候，人们会对这些不同的机构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机构看起来都是互助地支撑的。上面的那个三角总支出了，任何一个因素仅靠它自己都不是足够的。每一个因素都是必须的，但并不是成功的充分条件。他们的驱动力量看起来是来自于持续的通力协作以及系统的整合，从而创造出一种令人敬畏的强大的综合效益。
丁、提供可持续性蒙德拉贡有着恰当的方法能够共同地确保组织中的个人的未来和它所建立起的企业的未来。
就业的安全保障。
在一个经济缺乏确定性的时代，当很多工人开始更加地关心工作的安全保障，而较少顾及更高的收入的时候，蒙德拉贡系统是非常吸引人的。虽然蒙德拉贡的工人们并没有一中法律上的保证，但他们却实在地有了道德上，并且是有效的终生的就业安全保障。通过地区协议，工人们可以从一个工厂调动到另一个工厂。从而就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在X 工厂中正在引入新的技术，从而令原来需要100个工人完成的工作现在只需要50个来完成。它们并不是挑战这种改变，而是把冗余出来的工人进行再培训，然后由在同一个地区的另外一个蒙德拉贡工厂所录用。当一个工厂需要更多的工人的时候，经理通常更愿意从系统内部录用工人，这是由于它们是很熟练的。他们怀着这样的一种工人文化，即一种以通力合作和民意为基础的文化，而不是一种以劳动者和管理者之间的冲突为基础的文化。
蒙德拉贡提供失业援助（用于在工作调动之间的待业时期的）以及通过许多的门诊部提供的医疗服务。在1982年增加了一个保险部门。整个的社会保险体制的基础是工人的捐献，员工可以选择不同价格的不同级别的服务。
企业的保全。
在当今世界，企业的保全是同就业岗位的保全息息相关的。每天，报纸带来工商业区企业破产的故事。然而，在蒙德拉贡系统内部是不存在破产的。当一所公司遇到了困难，从卡嘉劳动银行来的专家以及支持团体会分析其局面。问题或许可能是这所公司无法按期归还贷款。那么信贷合作社可以提出这样的解决方案，即将利率从10%降低到5%。其工人可能会被要求接受较低的薪酬。还可能要求他们开发出新的产品出来。通常来说，解决方案需要来自所有的方面的妥协和奉献。
在北美洲，信贷合作社、合作社以及社区共有社团都是，在设想中，向着相同的发展社区的目标工作的。然而，它们它们却没有学会蒙德拉贡的经验，即在企业之间的团结合作。杰克·夸特尔（Jack Quarter）在他的书《加拿大社会经济学》[5]中指出，面向社区共有的工商业企业，如果它们一旦决定协力工作，本来应当有着令人敬畏的力量的。然而，在大多数案例中，它们却趋向于相互隔绝地工作。从而，当社会中的如此众多的人遭受失业与贫穷的时候，这位社会经济学意义上的沉睡的巨人的力量却被压制了。相反地，蒙德拉贡的领导者们却认识到了其中的社会经济学上的意义，并且运用了它。
随着20实际90年度的即将结束，绝望渗透着我们的居民，并且让他们瘫痪。然而，还有很多人，他们仍然梦想着在科学与技术中的一些突破将会拯救我们所有的人，并提供幸福的生活。少顷，有着无比威力的核聚变将带来便宜的能源。我们没有认识到那可怕的不可预见的后果。现在许多人就梦想着核聚变技术就是那个答案。正像唐·何塞将会指出的，答案并不在于我们之外的某项新技术，它就在我们社会之中，在我们的普遍的立场之中。除非我们将它发现，否则，所需的技术将会驱策着我们，而我们将没有能力驾驭它们。秘密就在于立场之中。
注释
1、 莱德罗（Alex Laidlaw），“聚焦惊人运动”，新居住区开幕式致辞，科迪（Coady）国际学院，新苏格兰，1961年8月17日，第一页。2、 阿里斯代尔·麦克英迪尔（AlisdairMacIntyre），《美德之后（After Virtue）》，伦敦：杜克沃斯出版社，19813、 Trabajo y Union，兰基德（MCC的官方杂志）。所有的更多的参考资料都将缩写为《你的兰基德》，1978年5月，第4页。4、 何塞·阿苏尔门迪（José Azurmendi），El HombreCooperativo, 西班牙，蒙德拉贡：卡加劳动人民银行，1984，638页。由本书作者翻译。之后的参考将引用至阿苏尔门迪。5、 多伦多：罗利梅尔（Lorimer）, 19926、 比较《你的兰基德》，1996年4月，42页。
第三章、新的远见
高瞻远瞩并不会在外层空间或在纯概念的世界中浮现。他们成长与生活在真实世界中的真实的人们的头脑之中。从而，在我们能够理解蒙德拉贡的成绩之前，我们必须聚焦于唐·何塞·玛利亚·阿累兹门迪亚累塔（Don José MariaArrizmendiarrieta）（1915~1976）。当他还是青年的时候，唐·何塞·玛利亚生活在一个有着激烈的关于社会改造的辩论的社会环境之中。他所参与其中的西班牙内战（1936~1939）正是这种关于何种社会制度应当在西班牙存在的辩论的以暴力形式的继续。终其一生，唐·何塞·玛利亚都被一种深沉的为了促进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意图所驱动着。这一章将要讨论他是如何追求他的目标以及这个目标对于他的意义。
首先，蒙德拉贡是巴斯克语阿拉萨特（Arrasate）这个词的西班牙语译文。早在1940年，马克里政府就坚持巴斯克人在他们的地名上使用西班牙语，而不是巴斯克语。这一异常的现象解释了作为一名巴斯克人，身处于一个被西班牙人所支配的国家中的矛盾情绪中的很多成分。唐·何塞·玛利亚非常在意自豪的巴斯克传统。巴斯克人拥有一种比盖尔语更加古老的，并且与这个世界上，任何你能说得出的遥远地方的，任何其他的语言都没有关系的语言。在历史上，罗马人也没有能够战胜巴斯克人，巴斯克人仅仅是撤退到了山区内部。然而，在20世纪中，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巴斯克人加入了共和政体主义者们，被狒朗哥和希特勒所击溃。
当内战在1936年爆发的时候，唐·何塞·玛利亚中断了他的牧师职业的学习参加了巴斯克人的军队。在军队服务期间，他留意到这样的一个事实，即希特勒对于欧洲最先进的技术的掌握，使得他在西班牙内战中占有了决定性的角色。纳粹轰炸格尔尼卡，毕加索描绘了这个情景，对于巴斯克人来说有着深刻的和可怕的意味。在经历从狒朗哥的一个战时罪犯集中营中勉强地逃脱处决并逃出来之后，他被任命为一名牧师，并被派到巴斯克心脏地区的蒙德拉贡乡村。作为一名本地教堂的助理牧师，唐·何塞·玛利亚组织了一所技术学校，因为他相信世界的未来必将由控制了最优秀的技术的人们所决定。
这所技术学校，由唐·何塞·玛利亚于1940年代建立，最终成长为后来的综合技术大学，成为了当代的蒙德拉贡的培养与研究的源头。唐·何塞·玛利亚在学生中间组织了研究团队，共同讨论世界上的问题。他协助其中的一些学生从事工程学上的学习。乌尔格（ULGOR）的创立者们就是第一批工程学专业的毕业生中的一批。他们五个有献身精神的年轻人建立了所有新企业初创的核心。虽然唐·何塞·玛利亚在这个工商业复合体中不把持任何正式的职位，他却一直是他们指路的明灯和导师，直到他去世。
某些支持狒朗哥的、保守的教堂领导者们批评他，但是唐·何塞·玛利亚持续地促进新的经济建筑的建立，并且将它作为巴斯克人得以存活的唯一的方式。他知道，他们不太可能依赖于自于马德里的帮助，马克里是当时被狒朗哥统治的政治和经济权利中心。当乌尔格公司需要钱的时候，他们就建立起了他们自己的银行，并要求巴斯克人民将他们的资金用于巴斯克地区的工业，而不是马克里的。他们的合作社区银行的最早的座右铭是：“要么储蓄要么手提箱”，讲述了关于与资本和年轻人的向外移民（外出打工[16]）作斗争的很多情况。
清醒地认识到他们不太可能依赖于外部的资源，唐·何塞·玛利亚和他的团队坚持让每个新的企业都应当仍然是一个经济整体的一部分。不但每个个人，而且那些新的工商业企业都被要求互相之间展开合作。综合技术大学为新的企业提供帮助，而企业也为综合技术大学提供帮助。孤立时，他们是软弱的，但是组织在一起时，他们就是强大的。在1988年，作为对唐·何塞·玛利亚的精神的回应，胡安·雷伯（Juan Leibar），蒙德拉贡综合技术大学的主席，在一次旅行研究的演讲中，评述说：“我们巴斯克人已经用尽了我们的矿产资源，我们不得不航行千里去捕鱼。现在，我们唯一的资源就是我们的人的才能，所以对于作为人民的我们的生存来说，教育与技术是本质。”
当我们读到唐·何塞·玛利亚的著作的时候，我们发现相当数量的例子，在其中他改变了自己的想法。有一次，他说最适宜妇女的地方就是在家中，而过后他又说，妇女必须学习管理工商业企业。这种表面的矛盾只有在我们认识到了他的知识的力量后才能消除。他相信，关于这个世界的有效的知识只有通过投入到世界的实践活动之中才能够得到。在实践和理论之间，存在着不断发展的辩证法则：理论影响着实践，而实践影响着理论。就像阿苏尔门迪所论述的那样：
在他的身上，思想与行动是相互缠绕的，并且以一种动态的，思想——行动——思想，的交互作用方式，在这种运动中，思想启发行动，而行动修正思想，并为思想创造条件。
唐·何塞·玛利亚鉴定地坚持关于在我们的社会关系中的道德行为普遍的原则，然而他却极端地反对对于这个世界中的制度的教条的判断。他的知识性的立场认为具体的、实际的制度是一种流动的和开放的东西。毫无疑问地，他认为主义与知识的反作用是本质的，但是只有当其得到了有价值的结果之后才如此；它们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如果他倡导谋事，而某些人说他做不到，他就会这样回应：“让我们试一下，然后再看。”他自己是通过实践学习的。从而在生命中的后期，他常常采取与他之前相反的态度。
至少有三次，唐·何塞·玛利亚由于他的实践的经验改变了他的立场。第一次，前面已经提到过，关于妇女。起初，他非常坚定地说过，妇女的位置是在家中。后来，他说，由于现代城市的便利条件，已经没有真正的需要，要求妇女呆在家里了。当他听到某个母亲劝她的女儿不要读报纸，因报纸对女人是不合适的，的时候，他就会变得愤怒。甚至于后来他说，工商业企业是建造社会的一块砖，而妇女是在其中所必需的。不但如此，他还创造特别的社会结构，允许妇女在没有男性的支配下发展。他提出，当妇女的家庭技能转变成工商业的技能之后，他们在新的合作社企业中将发挥特别的作用。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社会结构的。曾经有一段时期，他承认通常接受的观点，即家庭是基本的社会单元。在后来的岁月中，他却宣称工商业企业是构成社会的最基本的砖头。他主张，在现代时代，不论我们是否愿意，工商业世界在塑造社会的结构的时候，是最主要的因素，这种塑造不仅是在经济的水平之上，而且是在社会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甚至有可能是在灵魂的水平之上。值得一提的是唐·何塞·玛利亚曾经读过赫伯特·马尔库斯（Herbert Marcuse）的著作，在他的著作之中，他认为美洲的工业正在通过电视和广告塑造着家庭和社会生活。他的阅读增强了他在这个工业世界中的打拼中获得的自己的观察结论。他发现，那些仍然怀着家庭是这个社会的基本单元的想法的人，实际上是表现着他们的希望和愿望，而不是现实生活本身。从而唐·何塞·玛利亚在一次地根据世界的本来面目有选择地做出了回应，但他却是以一种把现实世界改造成一种“新制度”的观点这样做的。
第三个经验造成唐·何塞·玛利亚改变自己的观念的例子是有关真理的定义的。在他的早期，他攻击自由主义抛弃了对于绝对真理的认识。后来，他说，真理不是绝对的，而是在实践中产生的。当然，他的“真理”的术语是非常模糊的一种类型的术语。他认识到，有些时候，真理是对于具体世界的真实描述；而在另一些时候，真理是超越了历史环境而持久不变的立场。例如，母性的立场就是绝对的，而且是普遍的，而母性怎样在实践中体现的现实情形，却是随着历史背景的改变而改变的。唐·何塞·玛利亚能够在本质的和主要的与次要的和变化的东西之间进行区分。（参见在第二章中关于阿拉斯戴尔·麦克英特耶尔的注释。）
然而，唐·何塞·玛利亚认为对于概念的分析和批评是本质的工具，从而能够避免立场变成不结果实的“主义”。“观念将我们分离，而必要性让我们团结在一起”是唐·何塞·玛利亚经常重复的一段话。他强烈地反对那些表演得忠诚于理念或“主义”的人。他明确地表明他抛弃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甚至合作社主义。他甚至于趋向于将宗教教条减少到最少；从而他绝不准备接受许多的“主义”的教条，即那些作为绝对真理而自我炫耀的主义。
社会活动其自己并不从辩论和它自己的原则的发展之中豁免。“首先，对于社会活动，我想说，我认为它不能被像胶囊一样被包裹在某个公式的狭窄界限之内，也不像公式那样包含有先验的结论。”[2]
常常，人们设想出一个理论，或一个公式，用于社会活动，然后抱怨它是无效的。他们说这样的话：“它本来应当起作用的。”，以及，“他本应当起作用，如果政治家们不是那样的虚伪，而人民不是那样的漫不经心。”这并非不是典型的，尤其是在经济领域的理论家们当中。唐·何塞·玛利亚应当对他们在一种假设的世界而不是现实世界中的作业加以指责。他宣称，一个人不可能在一个实验室里面了解真实的世界；它只有在真实的活动之中才能够获知。
他的方法的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是关于这个问题的，即是否一个人本主义的合作社工商业公司能够在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中持续地生存。人格主义传统中的关键的思想家，例如穆尼尔（Mounier），一位20世纪早期的法国哲学家，宣称基于人格立场的工商业制度只能在一种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即在有着相类似的立场的社会之中，才能够生存。唐·何塞·玛利亚对此发起了挑战。对于他来说，这类问题只有通过在实践中进行测试才能够决定。
虽然他是像穆尼尔一样的人格主义的信徒，却认为这样的立场是理想主义和没有事实依据的。它通常成为了无所作为的借口。因此，他不顾脱离实际的社会主义者把他指责为权宜之计，而是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之中建立起了合作社。为此，某些人称他为现实主义者。
对于唐·何塞·玛利亚的方法来说，面对现实和把现实改造得更好都是本质的。如果事情将要发生变化，他辩护到，我们必须在一个我们所经历的世界之中活动，而不是在那个我们梦想的世界中活动。但是他告诫到，仅仅认识了这个世界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改造它。当然，这种将理论与现实相联系的方法论并非原创的。在犹太-基督教传统中存在强烈的因素要求信仰要与“工作”相联系。在早期的基督教最终，这一点是这样说的：“通过他们的劳动果实，你就可以了解他们。”在19世纪早期，欧洲的第一个合作社就是由一个小规模的基督教团体在巴黎建立的。以色列的基布兹就是宗教的立场的现实化的明显的例子。
唐·何塞·玛利亚的将自己献身于一个新的、实践的社会制度的决定根植于四个传统：（1）教会的社会学说；（2）巴斯克社会的传统；（3）社会主义的认识论；以及（4）人格主义哲学。
甲、来源教会传统
在对于社会制度的态度的光谱的一端是这样的看法，即某些人将宗教作为一个系统，在其中，宗教可以帮助他们渡过充满各种诱惑和苦难的人生，从而当他们死后到达天堂一样的“天国”，并且获得他们的永恒的的奖赏。（死后上天堂。）在光谱的另一端，是那些把宗教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人们，通过它社会可以改造成一种人间天堂。作为对这些极端的宗教立场的回应，不同的人都写了教谕从而勾画出了现在称之为教会的社会学说的轮廓。
虽然唐·何塞·玛利亚最终得到了结论，认为这种社会学说太一般化和抽象，从而难以在实际中应用，但他却被其深深地影响，尤其是通过基督教工人运动。这一运动在1940和50年代的比利时和法国尤其地强盛。年轻的工人们在不同的工厂组织了学习小组，以尝试将工场与宗教的教育相联系起来。
基督教工人运动的座右铭是，“看，判断，行动。”年轻的工人们并不满足于在工业中作为被动的机器工具，他们勇敢地承担起改造工业的责任。从而，工人们不再仅仅地把挣钱看作是一种负担，而是看成是一种为了个人成长和为社会的贡献。
非常有趣的是，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II），就像唐·何塞·玛利亚一样，也是依曼努尔·穆尼尔（Emmanuel Mounier）的信徒，并且它在名为《人类之工作（Laborem Exercens）》的书中，写了一篇社会教谕。在这篇教谕中，罗马教皇发展了一些更老的教谕中的主题。他明确地反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他激烈地宣称，任何人有工作的权利，并且，如果国家无法提供一份工作，那么国家就有着道德的责任提供一份失业保险。他明确地地肯定更早的教会对于工作的立场，即工人不能够成为资本的客体，而必须允许工人以一种可以发展他们的全部个人才能的方式参加工作。而一种显而易见地发展个人的决策才能的方式是给予工人管理权和股权。
将经济看作是达到一种更加完美的人类社会的方法一直是教会的传统的观点，这种观点已经通过许多具体的方式得到了表达。最早可追溯到《传道者法案（Acts of the Apostles）》，在其中以这种规范描绘了一种新型的公社社会。（以色列的基布兹主义甚至有着更古老的渊源。）在16世纪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在《乌托邦（Utopia）》中描绘了一个不需要金钱的公社社会。17世纪，耶稣会会员企图在巴拉圭建立起一个由农民控制的经济的故事，已经在电影《使命（The Mission）》中变得家喻户晓。
在19世纪中，教会的领导们很难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相互竞争的传统之间达成妥协。在19世纪末期，罗马教皇里奥十三世（Pope LeoXIII）作出了第一个主要的行动，在他的教谕《新事物》（RerumNovarum (Of New Things)）中，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中的积极因素。天主教领导们在合作社与劳动者运动中频繁地援引这部教谕。经过在20世纪对共产主义进行攻击之后，天主教教会仅仅从现在才开始致力于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当罗马教皇的教谕谨慎地评说资本主义的滥用时，自由神学家却向资本主义自身的基础发起了挑战。很显然地，通过犹太——基督教传统，唐·何塞·玛利亚是熟悉那些丰富的关于社会批判的传统的。除了在罗马天主教流派的作家和活动家以外，大多数主要的知名人士，例如阿格里安（Anglican），教堂联盟与长老会都曾经在批评当前的社会不公正问题中活跃过。在北美洲，社会批判主义的成果是“社会福音”，它在门诺教派和哈特教派社区中得到了激烈的表达。
巴斯克社会的传统
巴斯克社会的传统深深地根植于他们的古代历史之中。巴斯克人已经在这一同样的地区生活了上千年，从来没有向那些分裂力量屈服，而其他的古代欧洲文化，例如凯尔特，都被那些力量所中断了。众所周知，巴斯克社会通过他们的独特的语言而达到凝聚和坚韧。唐·何塞·玛利亚，通晓着那些让巴斯克人存活下来的很多民族性格，把这些民族性格连接到一起，纳入到巴斯克合作社运动的基本原则之中。其中之一就是团结。正是因为他们在如此众多的袭击中存活了下来，这些袭击包括从军事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所以才无可辩驳地证明巴斯克人的团结在他们的社会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去格尔尼卡（Guernica）——他们民族的圣地——的一次参观，非常有力地证明了这种精神。
由唐·何塞·玛利亚发现的其他的巴斯克人的性格是吃苦耐劳。他宣称到，除了他们的团结，巴斯克人只有通过艰苦的劳作才有可能生存下来：在一千年之前，他们在矿井中劳作，之后在渔船之上，远及纽芬兰和北美东海岸。从而他将他们的期刊命名为《TU》（Trabajo y Union，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工作与团结）。他的理想中的人类社会的特点就是关于生存的道德：团结和工作。
1920年代和1930年代，在巴斯克地区出现了非常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形势。民众社会中的世俗团体以及教会团体都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即偏好更加民主的社会和更加公正的经济制度。巴斯克地区广泛地欢迎反对狒朗哥独裁统治的共和党人。唐·何塞·玛利亚频繁地援引那些将合作社运动作为人民解放的工具的作家的理论。
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新的社会制度的第三个来源就是社会主义。在30年代，作为一名学生，以及战时为很多军队杂志撰稿的作者，他不可避免地需要具备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知识。从马克思（Marx）和当时的法国作家圣·西蒙（St. Simon）这样的思想家之中，他抽取了某些观点，同时回绝了其他观点。例如，他保留了在带来社会经济改造中工人们有着基础性的角色的论断。在发展他自己的版本的社会主义的时候，他寻求一种“新的制度”。他反对国家社会主义，指出，在资本主义中，资本拥有凌驾于工人之上的权力，而在国家社会主义中，国家的官僚拥有凌驾于工人之上的权力。并且，他还反对暴力革命，他说，一个通过强力建立起来的制度必将依旧依靠强力来维持。
在他的观点中，合作社主义决不与劳工运动相冲突。他认为新的制度应当可以通过三条阵线的合作来实现：1、劳工工会运动，2、合作社运动，和3、积极的政治运动。
人格主义
像穆尼尔（Mounier）和马利坦（Maritain）这样的人格主义的思想家们对唐·何塞·玛利亚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些思想家们反对资本主义，因为它敌视人格主义者的价值观，但是他们也反对大规模的国家中央集权制度，因为它是官僚政治且不具有人的感情。他们歌颂合作社的方案，将其作为一种初步的恰当的组织工商业的模型，因为它允许参与到其中的人在工作中运用其人类禀赋。
乙、唐·何塞·玛利亚的综合
对于个人发展与生产效率之间的矛盾的观察表现到了唐·何塞·玛利亚的综合之中。在经济衰退的西班牙中，从他的有利位置来看，北欧资本主义的成就是应当尊敬的。但他也批判那种主流的西班牙的对于工作的态度，即将工作看作是应当避免的神的惩罚。相反，他认定巴斯克人的吃苦耐劳精神是他们的卓越生存的主要原因。
在中世纪基督教传统中，工作是一项负担和惩罚；人类注定要凭借额头的汗水挣得他们的面包。工作被视为取得享乐和消费的门票的工具。贵族认为被强迫工作是有损他们的尊严的。在中世纪的顶峰，卡斯提尔王国中的绝大多数居民都是这样或那样的贵族，这一地区的产出较少，并且相对贫穷。而巴斯克地区和加泰罗尼亚地区，由于很少有贵族，发展出了手艺传统和文化，并且有更多的人参加到工作队伍之中。
加尔文（Calvin）和相关的思想家们用一种积极的方式看待工作，他们强调工作是一种创造财富的方式，而并非是一种获得对更多的消费的许可的工具，唐·何塞·玛利亚解释了他们的思想。当工作的成果被再投入到更进一步的工作的时候，工作本身就变得有着某些价值了。当唐·何塞·玛利亚拿起了这一关于工作的积极的观念，他就不再同意有关这一传统的个人主义的理解了。他将工作活动看成是一种集体的活动。为了让工作得以进行，每个个人都依赖于他人。没有一个个人能够宣称他的产品完全是自己生产的，就像学者们常常对现代商业循环的描绘中那样。除了对于上帝的依赖以外，个人还依赖于大量的支持，从家庭到学校，到政府，到邻居等等。在正统思想中，既然工作的活动归因于社会，因此由工作创造的财富根本上也归因于社会。
唐·何塞·玛利亚看到了这两种观点之间的矛盾，其中的一方将工作作为增加个人消费的工具，而另一方将工作作为一种共有的资源，这种资源是通过创造财富而建立起来的。她还看到了另外两种观点之间的矛盾，其中的一方认为社会的形态是由经济的结构决定的，而传统的观点认为社会中的一切都是由善良的道德情操决定的。他尝试着采纳能够被双方接受的观点，从而达到一种可行的综合。他说：“经济的革命将是道德的，否则就不能成功……道德的革命将是经济上可行的，否则也不能成功。”从而善良的愿望和意愿虽然是重要的，但却是不充分的。有效的工商业结构同样是基本和必须的。
阿让古仁（Aranguren）说，唐·何塞·玛利亚是1960年代的乌托邦运动的先驱。他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衍生出的人格瓦解（depersonalization）。他的本意是调和经济上的责任和道德上的责任。在人格主义的传统中，唐·何塞·玛利亚以自我创造的意味采纳道德。从而任何从他的理论中创造出的结构必须允许这些发生。
道德包含了这样的含义：人们为他们自己的发展负责，并以他们自己的理念为标准衡量这种发展。善良和邪恶被吸纳到了以好的或坏的习惯创造某人自我的过程之中，即，某人的天生禀赋的发展，或某人天生禀赋的扭曲。在这种意味之下的“道德”对于人类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人类是唯一的这样的动物，既他是他的自由选择的行为和与他人的协作的（劳动）的成果。应当承认，虽然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动物们也会分享和协作，但这通常是一种天性的结果，而不是反思和选择的成果。
虽然在任何关于道德的观念中，选择某人的方向的观念似乎都是本质的，但西方的传统并不认为那种选择的权利是完全的任意的。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和穆斯林认为我们有着道德上的责任与我们的邻居分享地球上的有益之物。一般来说，他们把这一点看成是一种客观的责任，这种责任是由大自然所镌刻的。我们有拒绝它的“自由”，但这样的话就会在道德上犯错。
剧作家瓦克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他在1989年成为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总统——的一些言论，和唐·何塞·玛利亚所摘取的词句相类似。例如，哈维尔以精神的方式看待经济问题。传统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们，当哈维尔提及到欧洲的问题在于精神的时候，变得困惑。在他的在华盛顿对国会联席会议的演讲中，他声明，成员们本应当将道德放置于政治之前。正当渥太华、华盛顿和柏林努力变成如同东京一样有生产能力的时候，哈维尔却尽力把布拉格变成一个他称之为欧洲的“精神中心”的地方。
早在1960年代，唐·何塞·玛利亚就已经预见到了应当在苏联模式中发生的挫折，这种模式忽视了个人和精神。他认识到，占据了大多数人的时间和精力的活动是工作。从而如果人和道德的发展没有能够通过工作而发生，那么这种人和道德的发展就根本没有地方发生，或仅仅得到最少量的发生。如果生产范畴中的人和道德范畴中的人注定要调和统一的话，那么这种调和统一必将发生于工作的环境之中。国家社会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都缺乏适于人类和社会发展的模式。例如，苏联模式应该能够通过国有企业确保对于共同的有益之物的保障，但是却常常剥夺了个人对于他们的直接的境遇的真实的投入和控制；个人的激励和参与消失了。私有制资本主义可以有效率地生产，但他们是为了个人私利而这样做的，并且损害了共同的有益之物。
唐·何塞·玛利亚同意社会主义者确认的事物，即存在一种发挥改变作用的隐藏的经济结构，他还认为存在着一种潜在的道德结构，这种道德结构更加的基础，他涉及到更深的人类需求以及更加强大的人类潜力。
其挑战就是建设一种避免了这样的二分法的社会，即要么是在一种唯物主义的经济系统中完全的国家控制的，要么是自由的个人投入到自私和竞争性的资本主义之中的。唐·何塞·玛利亚寻找有效的方法以激发个人的创造力，从而他们，作为人类，能够发展而且能够为了满足他们对于其余的社会的责任而生产。从而，商业企业的理想模型必须是对于公共的有益之物是有效率的和生产性的，而且人性化地运转，从而使工人获得的工作经验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帮助其工人的发展。这一对辩证的张力和矛盾的（运动）结果就是一种不断创造着个人和社会的发展的综合（synthesis[17]）。
研究方法
密尔顿·弗里德曼的狭隘的经济学研究风格导致的结果就是一种简化主义者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让产品的生产成为了工作的仅存的价值，而且这种价值还是用货币单位来衡量的。在唐·何塞·玛利亚的犹太——基督教观点中，工作是一种在很多的层次之上发展人的一项活动。在一个层次之上，在一种创造性过程之中的参与赋予了工人作为某种更高的存在之物的一部分的尊严。通过实现内部的潜能，工人变得不再是个人。作为一个人，工人不仅有着体力的能力而且还有着智慧和道德上的能力。当体力通过操作机器得到实践时，智力和道德通过参与到对企业的治理之中得到实践。另外的一个层次是社会。在工作场所之中，一个工人与其它工人以及更大社会一起扮演着角色。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人是一种“政治动物”并且只有参与到社会团体之中才能变成完整的人。在传统的思想中，一个人与群体隔离会变得失去人性。在这种传统之中，即唐·何塞·玛利亚所来自于的传统，即使是沙漠中的隐士，在与上帝谈话的时候，也必须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而如此。这种传统的一个极好的陈述就是关于工作的教谕，即由罗马教皇约翰·保罗所著之教谕（《人类之工作》）。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也批判了工业化时代的工作的去人性化效应，并且赞美中世纪的工匠中的个人的投入。对于他来说，工作是人的成长的唯一方法。正如唐·何塞·玛利亚所说，苏维埃（Soviet）制度，通过“光荣”的工作日的盛宴的方式，过分夸大了这种觉悟，以至于工作变成了一种压迫性的理念。与此相反，在传统的观念中，闲暇是工作的自然的顶点；他是人们能够放松和享受它们的劳动果实的时间。在这种观点中，对强制性的工作时间的缩减是积极的，因为闲暇活动与工作一样，都是社会的和共产主义社会成员的。关键在于真实可信的工作增益了创造。为了增益创造，我们不仅能通过对于商业消费品的生产而达到，还可以通过创造艺术，例如音乐和诗歌，以及为了“有趣”而非为了金钱而做的社会活动而达到。
唐·何塞·玛利亚在他后来的生活中坚持，那种仅仅把人当作市场上的商品的生产者来评价人的价值的倾向必将暗含着这样的意思，即那些失业的、残疾的和退休的人根本没有任何价值。唐·何塞·玛利亚警示人们不要过分强调生活中的任何单一的方面。由于他对于技术和工人教育的赞扬，唐·何塞·玛利亚创立了这所技术学校，但是他仍然看到了危险。“一所职业学校，如果同时不是一所为了人的全面的发展的学校，那么就是在自掘坟墓。”
梦想与先见之明
纵观历史，对于在一个社会中一起居住的新的方式这个问题，人们曾经有过各种先见之明：苏格拉底、耶稣基督、托马斯·摩尔、加尔文、圣·西蒙、马克思、罗伯特·欧文以及这个世纪之中的无数的人们。但仅有少数的先见之明能够被转化为现实生活的改变。确切地说，唐·何塞·玛利亚有着一个关于一类新的社会的先见之明。他的著作远远超越了“创造工作”。那种认为社会是由原子一样的个人互相竞争的观点与他是相违背的。而且，那种“社会人”或“历史人”的观念，即在其中个人与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存在相融合，也是和他背道而驰的。在真实世界之中寻找到一条中间的道路确实是困难的，但这正是唐·何塞·玛利亚所尝试要去做的事情。并且，为了在世界上寻找到一条这样的中间的道路，就意味着将经济的影响包含在内。为了描述他的方法的一个恰当的术语应当是“个人中心的经济”。
“经济”这个词在希腊语中起源的意思是“对于家政的管理”。这是一种关于经济的更加古典的概念，是和当代很多经济学家的咬文嚼字不同的。家政在这里意味着我们作为一个群体所居住的地方或空间，从而我们可以用“社区共有”来代替“家政”。之后，经济学就变成社区共有的管理。在这个意义上，唐·何塞·玛利亚是一位经济学家，不是一名被动的经济学家，而是先发制人的一位。他对于社区共有有着一种先见之明，并且作为一名经理开始，将其付诸实践。
空想家们中的极少数才能够促使他们的先见之明变成真实世界的实验。耶稣教会改革论者们在巴拉圭建立了极好的农场；像马丁·卜波（Martin Buber）那样的思想家们启发了以色列的基布兹主义，而且，当然还有门诺教派（Mennonites）的例子。在当代社会中，蒙德拉贡是罕见的，它长期地、复杂地适应了这个社会，并且参与着经济竞争，然而他的领导者们的先见之明却与弗里德曼货币学派的不同。就像即将变得明确的那样，唐·何塞·玛利亚与这个世纪中的大多数空想家都是不同的，在他的思想中，他将对社会和道德的觉悟与对于技术的深刻的了解结合到了一起。
乌尔苏拉·弗兰克林（Ursula Franklin）警示我们，技术的巨大威力将迫使我们接受其非人性化的需要。她挑战了通常所接受的观念，即更有效率的东西，不论它是什么都是应当的。作为一名科学家，他尊敬技术，但是却将它看作是一种在现实社会之中的一种去人性化的力量，这种力量已经快要超越人类的目标的控制了。当技术变成了盲目的自由市场制度的工具的时候，这一点愈发正确了。当代世界的现实秩序，在其中社区共有和文化正在技术驱动的经济发展的名义下被破坏，这种秩序是与蒙德拉贡的对于技术的先见之明，即技术是为了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经济制度服务的，完全对立的。
注释
1、 阿苏儿门迪，P727
2、 唐·何塞·玛利亚·阿累兹门迪亚累塔，第一卷，门迪萨瓦尔编辑，P149。这份存档资料包含了唐·何塞·玛利亚的所有的著作和言论，可在卡普顿大学贝登学院获取。引文由作者从西班牙文翻译成英文。对于这一份文档材料的更多的参考，用卷号和页号查询题目DJM，是两队开中的一页：CLP和FC。
3、 罗马，1981
4、 《闲暇，文化的基础》，约瑟夫·皮珀（Josef Pieper），轮动，Fober andFauer, 1952，P96
5、 DJM，vol 1, p156
6、 何塞·路易斯 L。阿仁驹仁，“经济与道德生活的构思”，TU 兰基德，12，1989
7、 密尔顿·弗雷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2
8、 DJM， vol 1, p1809、 乌尔苏拉·弗兰克林，《技术的真实世界（梅西演讲稿）》多伦多：CBC企业，1991。
第四章、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国家企业的批判
在我们能够公正地对，把蒙德拉贡的双腿接在唐·何塞·玛利亚的思想之上所得到的成就，进行评价之前，我们需要回顾他拥有的，在他之前的诸多可能性，以及他对于这些可用模型的组成部分的确切理解。
唐·何塞·玛利亚区分出了三种据之能够建设起一个工商业企业的模型：1、资本主义，2、苏联模式，以及3、社区共有。他对于资本主义和当时的苏联模式都进行过严厉的批判，对于传统的合作社工商业模式也进行过一些批判。他的社区共有或合作社的模型就是从他对于资本主义与苏联模式的批判之中产生的，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之为二者的综合。关于之前的社区共有模型，他接受了某些方面并且拒绝了其他的方面。理解唐·何塞·玛利亚对他可以审查的模型的批判，对于理解他所提倡的新型合作社模型的全部份量是必须的。
工商业公司。
首先，我们必须澄清唐·何塞·玛利亚所谓的“工商业公司”或“工商业企业”的含义。在他的著作之中，西班牙单词“empresa”是频繁使用的。某些人可能从意义上简单地翻译成企业，但是从行文的语境中，很明显地，他的意思不仅如此。他的定义是相当地精确的：
对于满足人类需求的商品与服务的生产通常是通过执行由人们或机构所构想和设计的计划而实现的。他们是通过一个组织的媒介来做的。这个组织令个人的和经济的协作，即关于在这样的一种创始精神中蕴含的集会和选项的取得共识的协作，得以实现。我们将这样的一个组织称为一个工商业公司。
换句话说，一个公司就是一群人像一个人那样，通过对其内部的效能的系统的组织，的活动，从而创造出社会所需之物。他们通过组织化的群体达到他们作为个人所不能够达到的东西。
这种关于公司的概念和其他的许多种认识到的解释形成了反差。有的例如，企业意味着一种裁判实体，它管辖着在对一种刻意的目标的追求中的人的活动。其他的如，企业意味着一种经济的实体，它是在一种经济的背景之中被理解的，仅服从于经济法律。这就是“放任主义”经济学的传统，它将盲目的供给与需求力量作为它的向导。一个最知名的对于这种“自由企业”观点的卫道士就是芝加哥大学的密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一篇对呼吁企业的社会责任的批判中，他说道：
这显示了一种基本的对于自由经济的本质和特性的错误的观念。在这样一种经济中，工商业企业只有一种，而且是唯一的一种，社会责任——只要它在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他就应当把它的资源和能量运用于有计划地增加它的利润的活动之中，也就是说，以一种没有欺诈和诡计的方式参加到开放的和自由的竞争之中。[2]对于唐·何塞·玛利亚来说，empresa或公司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的或裁判的存在，而首先是一种社会存在。公司，就像很多机构一样，是一种社会存在，即，人的联合；更具体地，公司是一种从事于追求共同目标的业务活动的人的联合。这个目标根本上地是经济的，并且为了能够发挥功能，它还需要裁决规范，但是其目标却强烈地是共产主义社会的（communitarian）。[3]很显然，在这种背景下，empresa超越了英语单词“企业（enterprise）”所传达的东西；一个人能够组成一个企业，但不能组成一个公司。
甲、资本主义的公司
对于资本主义者来说，公司是生产的中心，公司生产的目的是让所有者取得最佳的利润。社会的进步是副效应或副产品。唐·何塞·玛利亚承认在这一代中，资本主义的公司是进步了，但这种进步不是主要通过经营者和股东们的内部改革而实现的，更多地是外部原因的结果。传统的公司在受到工会和民主选举的政府的压力下已经被迫地改变了。唐·何塞·玛利亚的论题是，我们所知的现代的工商业公司，作为一个机构存在根本上的缺陷和不相称，从而不适合作为社会的基本建筑砌块。
虽然唐·荷塞·玛利亚承认了典型的工人的条件已经是进步了，但他仍然认为，作为资本的客体而对待的工人们，总是服从于企业的增加利润的目的。这种对待的效果是双重的。首先是在个人的层次之上，在这之上，工人没有通过某些对于工作流程的控制的方式被给予实践个人能力的机会。第二，是在社区的层次之上，整个地区（例如巴斯克省）被允许遭到外部资本的控制而败坏。在由于大型跨国公司关闭其分支工厂，而在诸多地方造成灾难性的失业而觉醒时，北美洲的人们应当对于这种批判敏感起来。
外部的控制
对于生产的控制，在公司事务理论中是一个长期存在的课题。自由经济学的重要使徒，亚当·斯密（Adam Smith）它自己，反对一种含有缺勤者控制的公司的形成。他偏好个人拥有的生意，并且批判外部人拥有的公司，当决策的取得的影响远离于公司的控制中心时，在判断责任的归属时存在着困难。
加拿大大西洋省份，和旧的工业世界中的许多其它地区一样，因缺勤者的控制遭受了异常的苦难。经典的形式是包括了外部的投资者们购买了大西洋省份的主要的资源，例如矿产和森林。他们可以从对这些资源的商业开发中获利，然后把这些资源用于对其他地区，例如加拿大中部、英国或美国，的投资。产生出这种新的资本的成本，就是加拿大大西洋省份的煤矿和森林遭受极大的灾难。这种获利是短期的，而且是符合居住于英格兰或蒙特利尔的所有者的利益的。今日，大西洋省份的居民们遭受着长期的结果，失业率升高，经济衰退。
对于唐·何塞·玛丽亚，对于巴斯克工业的外部控制显然是有消极的效果的，并且是必须被改造的。
技术与管理
除了以上的对于资本主义的相当基本的，从社会主义的传统作出的，批判之外，还有其他的一点需要说明。这正是由于现代技术而引起的。这一批判是关于生产要素的。传统的分析论及两种生产要素，并且就剩余价值是从劳动还是从资本中产生的存在着争论。唐·何塞·玛利亚观察出了，在现实中存在着三种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和管理。控制不再取决于股票的主人，而是取决于管理。
至少在高度技术化的工业之中，唐·何塞·玛利亚将管理看作是一种重要的和真实的生产要素。对他来说，保持技术上卓越的角色落到了管理的领域之内。管理技术的角色是一种关键的控制功能。
由于他对于技术的角色的敏感，唐·何塞·玛利亚以一种和其他很多的职业作家不同的意味来使用“管理”这个术语。虽然他没有能够很好地解释这个词，但是他把这个词紧密地和一种对于当代科学与技术的赞许连接起来。在一方面，他将管理者看作是工人队伍中的一部分。这一点是由这样的事实所指出的，即蒙德拉贡的管理者的薪水是用与大多数年轻的工人成员一模一样的方式制定出来的：通过比率制度，从而将管理者与工人放置到了同样的类别之中。
然而，当面临决策的时候，经理就被放置到了一个特殊的类别之中。唐·何塞·玛丽亚把顶层经理比作脑外科医生。需要很多年的学习和训练才能够产生一名合格的脑外科医生。正由于如此，脑外科医生能够瞬间作出对人们生命攸关的决定。如果将手术团队组成一个委员会，然后强使这位外科医生从他们中间达成共识，那将是荒谬的。对应于脑外科医生的训练，在这个后工业化的世界中，准备好一名能够处理一个大型公司的复杂的决定的经理需要花上年复一年的时间。在唐·何塞·玛利亚的观点中，现代工商业的成功与失败常常依赖于管理的技术之上的竞争。不论一般的劳动队伍有着多么善良的愿望和多么努力的工作，如果管理缺乏竞争力，这个工商业企业都将出现错乱而急躁的行动。
换句话说，唐·何塞·玛利亚不同意毛泽东的管理理论，即所有的决定都能通过工人的参与而得到改进。[18]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19]，科学家和知识分子被送到乡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工厂中，经理们被要求把决定提交给由工厂一线工人组成的委员会。农民和工人委员会都没有作出必须的决定的竞争力。[20]
对于唐·何塞·玛利亚，欧洲的许多新的工人合作社不能在当代经济中成功，就是由于他们强调了民主的决策从而损害了一个有效率的决策制度。唐·何塞·玛利亚对于技术与管理的基本的评论揭示了，他将管理作为一种已经涵盖在其中的东西而看待。看起来，管理并非是对于人和钱的管理，而是具有更重要和挑战性的角色：管理技术而不被技术本身所管理。根据唐·何塞·玛利亚，卡尔·马克思[21]没有预见到这一新的内在于技术和技术性的工商业公司之中的危险。[22]
确实，在传统公司中，由于他们对待管理和技术的方法，他看到了一种不可避免的衰退。[4]唐·何塞·玛利亚相信传统的公司缺乏那种令他们追赶上不断变化中的现代技术的需求的灵活性。为了增加利润这个高于一切的目的，注意力被从质量转移开了。虽然企业在公开的场合宣称质量是他们所最关注的东西，他们内部的运转推动力却反对这种宣称。例外可能出现于日本的例子之中（唐·何塞·玛利亚对其有着一种特殊的兴趣）。[5]
变迁中的资本主义的公司
在1980年代之中，即唐·何塞·玛利亚作出他的批判的十年以后，许多美国的作者们也承认了传统管理角色的某些短处。作为一个结果，一系列的令人着迷的变化已经
在大型公司的结构中发生了。在美国曾经出现了将股权向人口中的广大部分分散的趋势。雇员股票所有权计划（ESOPs）现在在美国相当地普遍了。超过一千万工人在他们的公司里拥有了股权，虽然他们对于公司有多少控制还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出现了非常进步的例子，例如在联合航线（United Air Lines）和奥格玛钢铁（AlgomaSteel）中，雇员确实有着控制权。在英国出现了私有化皇家公司的运动，并且在大众中分散了股权。在1986年，公司股权由英国成年人口的20%所拥有。显然，所有权越分散，管理层获得越多的控制权。在面对一波并购和某时通过由金融投机者通过“垃圾债券”操作的敌对的接管出价时，出现了新的发展，凭借着这种发展，管理者正在购买着具有控制力数量的股权。这些发展只不过加重了关于对公司控制的基本问题。控制权是应当通过资本从而属于股东，还是应当属于管理者，还是政府，还是工人或本地社区？人们提出了许多问题。随着各种各样的关于股权管理、工人分享利润以及其他的安排的实验的进行，整个企业复合体都处在变迁之中。
传统企业的裁判方面
当代的评论员们倾向于同意他们的，关于在大型跨国公司之中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的新的和激进的分离。在1931年，伯尔勒（Berle）和敏斯（Means）对当代美国的公司做了一个主要的分析。[7]在1981年二十世纪基金会委任经济学家爱德华·赫尔曼（EdwardHerman）对这项研究进行重新评价。关于谁控制了公司的问题，他写道：虽然受从1932年到现在的大量的关于方法的评价、推理和政策结论的批判的影响，“现代公司和私人产权”问题——即大型公司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已经分散，随之而来的是在活跃的管理层手中出现了有效的自由决定的权利，但却没有在股东中出现——的中心主题已经成为了常规的至理名言，它被保守主义者例如曼尼（H. G. Manne），自由主义者例如高顿（R. A. Gordon）和咖尔拜斯（J. K. Galbraith），以及甚至马克思主义者例如保罗·A·巴仁（Paul A. Baran）和保罗·M·斯威兹（Paul M. Sweezy）所接受。[8]
L·C·B·郭乌尔（L.C.B. Gower）是在英国和美国，在公司法领域最享有盛名的评论员之一。像达尔豪斯（Dalhousie）那样的很多法律学校已经持续多年将他的关于公司法的书作为教材使用。郭乌尔呼吁进行公司法的改革，因为它的裁判结构已经不能反映今天存在的企业的现实了。他指出，曾几何时，一个“企业”或“公司……意味着由一些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所组成的联合，这个目标一般来说是他的成员的经济利益。”然而，通过公司的演化，这种为了共同的努力而产生的联合在大多数案例中不再是现实，仅仅是一种法律幻想而已。“业务的运营留给了董事们，或大概是留给了管理（执行）董事们处理，而那些股东，虽然也是成员，但是在经济的事实上，而不是法律观点上，仅仅是资本的贷方，他们希望从资本中得到回报，但是他们对于借方没有任何有效的控制。”
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一位在美国克莱尔蒙特大学的知名商业作家，得出了令人惊奇的观察，例如：“这种巨大的状态几乎摧毁了公民身份。为了恢复公民的身份，后资本主义的政策需要一个“第三个部门”，加在众所周知的那两个部门，即商业的“私营部门”和政府的“公共部门”之外。这些言论对于批判的思想者们并不是非比寻常的，但是它们对于一名像德鲁克一样具有奠基类型的作者来说就是非比寻常的了。唐·何塞·玛利亚一定会对于很多的权威思想家在他去世二十年之后支持他的许多思想而感到惊奇。
对于传统公司的一个预言
蒙德拉贡的创立者相信，存在着一种确定的历史趋势，如果传统的公司不能够适应新的环境，这种历史趋势就会迫使他们消失。他从两个意义上谈论了这样的趋势。在第一个层次上，他的意义是一种在工作的人民中间的文化的发展。普通的工作的人民正在变得更加见多识广和接受过教育，因而不是很甘心地去盲目地接受企业的决定的结果。在一个更广泛的层次之上，随着社区社会变得更加的善于用语言表达自己，在社区社会的愿望与传统的追逐利润的公司的愿望之间将会出现更明显的裂口。换句话说，将出现意图的冲突。例如，一个大型企业可能会，作为削减成本的公司意图的一部分，决定关闭位于约克郡、纽芬兰和缅因州的分厂。本地人民的意图将明显地与公司的意图相冲突。到了企业依靠政治的意愿的程度，那么某些工厂将被迫不再存在。
无可否认，唐·何塞·玛利亚对于一个见多识广的公共的意见是有些乐观的。其他的作者，像赫伯特·马尔库斯（Herbert Marcuse）就不是那么乐观了，尤其是根据像电视那样强大的心理控制工具的发展的时候。[12]然而，唐·何塞·玛利亚宣称，即使当大众的政治愿望没有达到足够地见多识广去提出改变要求的程度地时候，许多传统的欧洲企业仅仅会由于他们内部的弱点而崩溃。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当如此众多的西班牙企业走向破产的时候，这一点得到了特别的证实。与此同时，日本企业，他认为它们在技术的管理之上是先进的，曾经是繁荣的。资本主义模型的改造是必须的，因为它当前的结构对于满意地解决大量的人的、道德和经济的问题是无能为力的。
乙、传统的合作社
显然，唐·何塞·玛利亚曾经被合作社模型所吸引，因为，它不但没有为资本提供有控制权的投票权，而是通过一人一票的机制，将控制权给予了人们。虽然他所从属的人格主义的传统偏好这种合作社模型。但是，他对于在实践中存在的合作社工商业却表现出了强烈的意见上的保留的态度。
唐·何塞·玛利亚认为，一个合作社不能仅仅遵照它的裁判结构来定义。“合作社主义是一种原则的复合体，而不是一种具体的结构。”[14] 所需要的是一种以改造当代的后工业化的社会为目的的确定的精神和意图。他认为制度的形式是相对的和次要的；重要的是目的。正因为如此，他号召合作者们，只要工人或社区（公社）的利益需要，就应当摒弃结构与传统。他认可国际合作社联盟的原则，即允许在构造具体的机构的方式上，可以允许很大的灵活性。[15]他发现，欧洲的合作社没有表现出具有这样的灵活性，以及在社会上扮演领导角色的技术能力。[16]他认为，很多合作社已经成为了教条主义的牺牲品，尤其是在对资本的使用之上。
虽然唐·何塞·玛利亚公开地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他却并不反对对于资本的应用。尤其是在这方面，他发现了传统的合作社衰弱的原因。为了在当代社会中发挥功能，合作社需要当代的技术，导致了它需要大量的资本。在欧洲像在美洲一样，信贷联盟或合作社银行并非作为其他合作社工商业企业的金融臂膀那样发挥功能。“除却对信贷领域的依靠和运用，难以想象一个合作社运动能够兴旺发达；缺乏了这种资源的合作社主义是衰老的，必然地缺乏骨气，并且必然陷于一种工匠活动的领域之内，并且生活于一个小世界之中，在一个本地的适度的圈子之内。”
需要牢记的是，不论是在内战时期还是在战后时期，唐·何塞·玛利亚已经目击了大量的教条主义和意识形态的论调，这些论调阻碍了具体成绩的出现。在这种背景之中，我们就能够理解它的急躁，即，他提醒那些社会改革者们“当心那种相信热情能够代替必须的资本、技术和计划的合作社们。”[18]
他的对于西班牙的传统合作社运动的批判大多数是和这样的现实相关的，即它们主要地集中于消费者和信贷领域，在工业生产领域却几乎没有发展。合作社运动的领导者们长期以来一直承认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尤其是在工业领域之中，即资本、技术和计划是基本必须的。对于这些需要，正是由于缺乏工业经验，大多数西班牙的合作社过去没有发展出任何敏感性。
蒙德拉贡集团集中于工业部门的实事，使得他从一开始就同欧洲合作社运动的其他部分相当地不同。在《TU Lankide》1980年六月的一篇文章中，海苏斯·金图（Jesus Ginto）指出一个附加的在政治联系之上的不同之处。在东欧，合作社是政治性的，它们是中央国家计划系统的一部分。尤其是在东部和某种程度上西部，合作社工业是在大量的政府支持之下建立的，并且作为一种结果，它们并没有发展出它们自己的自治的支持基础。在西欧，那里的合作社运动已经大部分政治化了，合作社组织变得和特定的政治党派联系了起来。于他们相对的，蒙德拉贡合作社已经认为，保持政治的中性对于保持它们的劳动队伍的团结，以及对于发展广泛的社区支持，是本质重要的。
然而，对于他的关于传统合作社的弱点的估计做出确定的是对还是错的判断还为时尚早。在1990年代中期，某些传统的合作社组织仍然在西班牙存在，但是在共同市场的公开竞争中，他们拼命地奋斗以获得生存。与这些老的合作社们肩并肩的是在蒙德拉贡和巴伦西亚的新的杂交型的社作社。同时，在生产方式的民主拥有的形式上，还存在着其他的新型的和杂交的形式。这种新型的，合作社形式，例如蒙德拉贡看起来在一个新的国际秩序之中有着更好的生存地位。
丙、苏联模式
唐·何塞·玛利亚没有参考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模式是有趣的。他指出，马克思并没有考虑到我们称之为工商业企业的实体的现实。公司工商业复合体到了20世纪才变成一种世界范围的力量。马克思确实谈到了生产过程以及纳入其中的因素，但是唐·何塞·玛利亚宣称马克思没有预见到当代技术的重要性和性格，也不理解技术是怎样增强和提高，作为一个社会之中自我形成和自制的机构，的企业的实体的。唐·何塞·玛利亚在把企业当作一种截然不同的实体加以对待时是相当确定的，以至于他把工商业企业称之为社会的单元或建筑砌块，而某些人们会用相同的方式把家庭当作社会的单元。
唐·何塞·玛利亚非常小心地不去就苏联经济制度的失败责备卡尔·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模式进行批判中他所说的大多数的话，他同样用到了苏联模式之上。在这两种模式之中，权力都归属给了所有者，而不论这所有者是一个私人还是一个国家。虽然由于背景不同，管理者的权力受到苏联社会的限制，不过那些拥有控制权的人的心理态度却和资本主义的经理们的一样。
在苏联制度中，工业企业们在1923年之后被给予了运营独立性。每一个公司都由三个委员会所控制：1、管理委员会负责照顾技术运营，2、劳动委员会负责工人们的利益，3、政治委员会，或党组织负责政治教育。在1927年之后，通过五年计划施加中央计划变得是必须的了。然而，这三个委员会令效率变得不可能。最终，斯大林开始选择和培训一批新的经理人。
到1970年，苏联的经理们已经不再来自于工人阶级，而成为了现代专家政治论者。只是在1958年，工人委员会恢复得到了获取信息权力，但是对于管理层却没有控制权。在这方面，当代苏联企业类似于当代的美国企业。在这两种公司制度之中，个人是为经济服务的，从而在制度中变成了一种客体或工具。确实，美国的公司并没有被一个政党所控制，而苏联的确被共产党所控制。但是，在美国的缺乏政治控制的自由当然没有转化成工人发展的自由。
苏联模式的尝试性的禅让，首先是在1980年代末期由戈尔巴乔夫（Gorbachev）所鼓励的合作化运动之下，之后是在1991年叶利钦（Yeltsin）的私有化挣扎，已经指出了从一个制度过渡到另一个制度的一种非演化式的道路包含着可怕的代价。如果唐·何塞·玛利亚今天还在世，他一定会提倡一种渐进的方式，即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建立起重要的中介式的模式，就像是他自己在蒙德拉贡发展出的那种模式。
丁、向一种新模式前进唐·何塞·玛利亚的对于工商业企业的传统模式的批判必须被放置在他的关于改造的整体意图背景之内来理解。在经过多年的反思和亲身实践之后，已经得到了这样的结论，即工商业公司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细胞或建筑砌块，因此他将此视作改造必须从之开始的地方。对于工商业企业的改造必将不可避免的包含有对于人的改造以及对于整个社会制度的改造。“对于这种结构的改造的必要性来自于两个互补的源头，”唐·何塞·玛利亚如是说。“在一方面来自于企业自身；在另一方面，来自于工人，他们的尊严需要一种区别于实际中不论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公司模型。”
自从他在资本主义、苏联模式和传统的合作社模式的工商业公司之中找到了裂缝之后，唐·何塞·玛利亚依然信任他的方法，即在经济发展中寻找和检查不同类型的经验。他从来不真的将任何特别的结构固定为“答案”，也不在关于公司的理论中发展出一种清晰的定位。他的对于一种不满意的工商业公司的模式进行改造的思想与他的对于合作社公司的理解是平行发展的。
注释
1、 DJM, Vol111,p.67
2、 Milton Friedman, Capitalism and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Press, 1962, P.133. Emphasis added.
3、 See Azurmendi, pp.411-412
4、 唐·何塞·玛利亚在传统的公司中看到了一种不可避免的衰退，由于他们的对于管理和技术所使用的方法。See Azurmendi, p.408
5、 值得注意的是，将J.Azurmendi的800页的关于蒙德拉贡的论文翻译出版的人是个日本人。
6、 Cf. Jack Quarter’s book The Canadian Social Economy, Toronto: Lorimer, 1992.Algoma Steel will be discussed in Chapter 7 along with some other Canadiancases.
7、 Berle and Means,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1931.
8、 Edward Herman, Corporate Control, Corporate Power, New York: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1981, p.72
9、 L.C.B. Gower, The Principles of Modern Company Law, London: Stevens and Sons,1969, p.9
10、 Peter Drucker, Post Capitalist Society, New York: HarperBusiness, 1993.
11、 DJM, FC-4-12.
12、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4.
13、 DJM, CLP-3-83.
14、 DJM, FC-1-132.
15、 See the Ten Principles inChapter 2. The Mondragon Congress adoped these in Introducion a la Experiecia Cooperative de Mondragon, Azatza, Otalora,Mondragon, 1997
16、 DJM, FC-1-140
17、 DJM, CLP-1-155
18、 DJM, FC-1-56
19、 DJM, CLP-3-91
20、 Azurmendi, p.421
21、 Azurmendi, p.409
第五章、一种新的模型
谈到由唐·何塞·玛利亚所倡导的新模式，值得指出的是，他的关于工商业的思想没有绝对的新的东西。在1982年，一次在马德里的合作社联合研究会议上的谈话中，何塞·路易斯·德·阿克（Jose Luis del Arco）确定了与新奇完全不同的至关紧要的要素。“他的创意根植于实用主义。他不肯接受之前建立起来的陈旧的公式。他热心地观察了社会经济现实，并且将任何最适合于实际情况的方案付诸实现。”
有趣和有用的，是唐·何塞·玛利亚从之前所提到的诸多来源中汲取出的实践的综合。这些元素中的每一种以前都曾经被提出过，并且在某些地方的实践中存在过。但是我们曾经有过信贷联盟、工人合作社以及研究中心的现实，都没有令蒙德拉贡实验失去其存在的意义。蒙德拉贡之所以重要，是由于他是仅有的一个，信贷联盟、生产者合作社和研究中心以及一所大学作为一个发挥功能的整体运营的例子。
在他的著作中，为了达到他所说的“新秩序”，唐·何塞·玛利亚在谈论对社会的整体进行改造，与谈论对于“工商业企业（empresa）”进行改造之间犹豫不决。从根本上来说，他所设想的改造，是将对于传统公司的改造作为对于整个社会的改造的第一步。当我们看到他从一种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的观念转移到了工商业企业是基本单元的观念时，这种解释看起来是合适的。除非在基本的建筑砌块之中发生了改变，否则社会是不会发生改变的。只有在他的关于社会改造的整个的目标的背景之内，这种由唐·何塞·玛利亚所提倡的思想，以及他所做的实践决定才能够被理解。
像其他任何具体的结构一样，唐·何塞·玛利亚将合作社工商业企业仅仅作为一种方法或工具，即在通往长期的和更加普遍的整体的改造目标之上的工具，从而，这个目标构成了每天的实践决定的评判标准。一个特定的行动虽然可能不会带来最终解决方案，但是如果他指向了正确的方向，它就是好的和可接受的。如果它指向了相反的方向，它就是坏的和不可接受的。他相信，根据传统形式的工商业企业必将因腐朽而倾倒，在历史中存在着一种确定的逻辑。对此，他是乐观的，即人们终将认识到对于一种新形式的工商业公司的需求，而这种形式将是他的关于一个新的模型的思想，即在与后工业社会保持一致时，更加地适合于人类的发展。从而，他的对于新的模型的思想，即他所称的合作社主义，并非是一种独特的结构；而是一种精神，虽然具体的结构是可变化的，但这种精神是持久的。
这一章将涉及这种新的公司模型的内部动态原理，包含了管理层与工人的角色，以及这种新型公司和国家以及和社会整体的关联关系。在关于变化这个主题之上，值得记录的是，一名在蒙德拉贡问题上的专家，例如何塞·路易斯·德·阿克（Jose Luis del Arco）引用了阿历克斯·莱德罗（AlexLaidlaw）的论述，一名来自于卡普顿角岛的加拿大的合作社领袖，他呼吁在未来更加地开放和变化。在1980年的关于合作社的未来的一次国际合作社联盟的演讲之上，莱德罗博士说到：据说，一个反对变化的机构，最终，将会被变化所摧毁……是一条普遍的准则，机构不是从内部开始变化的，而是从外部环境的力量……其中一件事情是非常清楚的；未来的合作社运动将有非常多的种类的合作社所组成，将会包括某些现在并不存在，并且还没有人想到的形式。
蒙德拉贡合作社公司就是那些新的正在进化中的新形式中的一个。
甲、合作社公司
我将使用“合作社公司”这个术语来描绘由唐·何塞·玛利亚所讨论的新形式。这种术语实际上是在1986年的蒙德拉贡年度代表大会之上被正式地接受的。唐·何塞·玛利亚谈到这一模式时，是与主要地是由跨国公司占有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工商业公司相对照区别的。这是事实，即他的某些批评是对于某种特定类型的合作社的。例如，在消费者合作社中，顾客成员拥有资本，而雇员服从于资本，正常的运动原理是在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对抗性的联系关系。某时，结果是劳工罢工以对抗管理层。即使如此，最好还是把这种被建议的模型想象成是一种对于占支配地位的股份工商业公司的模型的应对，在股份公司中，工人仅仅是被雇佣的劳动力。差异就在于立场的层次之上，而不是在机制、结构的细节之上。就像在之前强调的那样，基本的差异来自于新模式的目标与精神。虽然这是永远不能完全地用语言表述出来的，我们却能够通过抽取出某些差异而尝试地进行说明，这些他所建立起来的差异存在于裁判、经济和人类的关系之中。
裁判的关系
传统的资本主义的公司是资本控制的。那些有权投票的人是资本的拥有者，而他们投票的权力是和他们所占有的资本的数量呈正比的。从而，它是一种资本的联合。相对地，这种新的模式是一种人的联合，在其中，一个人通过成为一个成员或合作者获得投票的权利，而不是通过对于资本的占有权获得。在蒙德拉贡模式中，工人管理资本。[3]虽然在新的模式之下出现了工作合同，但传统的集体协议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集体协议意味着工人必须就某种本不属于他们的利益而议价。在新模型中，这种谈判包含了有多少资本资源将被分配给每一个合作的工人，以及间接合作的全社会分配到多少。其结果是一种民主的群体决策。
经济的关系唐·何塞·玛利亚坚持，一种新的结构和新的意图是不充分的。对于组成新的模型来说，它们是必须的，但不是充分的。他所说的是一种经济的内容以及一种创造和成长的运动的中心。他对于那些认为好的构想、新的意图以及新的结构应当是足够取得成功的人的批判已经令他疲惫。他认为，除了具备道德良好之外，新的公司必须成为一个商业发电站，能够对社区共有产生一种经济上的影响。
新模型的根本点是在工人控制之下的资本的角色。资本主义包含了股东的控制，股东是一些非人格性的、不露面的外部人。在苏联模式之中，即唐·何塞·玛利亚同样不同意的一种模式之中，资本的控制权向国家的转移并没有让生产变得人格化；而是让生产官僚化了。具体地说，他希望对资本实现本地的控制。从而，虽然资本的成长对于他的全部思想来说是本质重要的，但是资本的角色却被显著地修改了。
从裁判的角度来讲，对于蒙德拉贡的工人所拥有的资本的所有权存在着诸多限制。在蒙德拉贡，工人能够撤回的唯一资本是他或她的资本账户的金额。卡嘉劳动银行的大块金融资产被看作是由工人们集体管理和控制的社会资本。
虽然唐·何塞·玛利亚应用了资本的私人所有权术语，但是他这样做是有着特殊的意味的。对于资本，工人是基本的管理员或行政官。作为优秀的管理员，工人们对于确保资本的成长有着社会的责任。对于履行帮助社会中更多的贫困部分的社会目标，成长中的资本是一种必需的工具。
人类的关系
随着生产因素的角色的修改，随之在人类层关系层次之上出现了改变。例如，在资本主义模型中，其意图和目标是由资本的所有者所制定的。通常地，工人的意图是与之不同的，但工人必须服从。同时，所有者的意图经常与社会整体的意图存在差异。当资本是诸多关系的来源时，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合作社的诸多关系是起因于不同的来源的。来自于“人”和“人际关系”的概念的合作社信条是：1、团结，2、人的地位高于工具，3、结果的分配原则。[4]
团结在两种不同的层次上发挥功能。第一个是内部的，在合作社公司之内，工人们之间；第二个是外部的，在公司与社会的其余部分之间。“有着社会团结的工作的联结从这一时刻，即人类主体察觉到了他或她作为个体的限制和弱点的时候，产生，并且这种团结让每一个工人成员人性化，并且给予他们以权威。”[5]显然地，既然“合作社主义是诸多原则的复合体，即是一种教条而并非是一种具体的结构，”对于这个模式的成功地落实将依赖于人类的要素，即参与者们是多么地深刻地效忠于合作社主义的原则。正因为此，这种模型必须包括对于工人队伍的教育和发展，以及在合作者之间的有效的沟通方式。
在人类关系中的合作的外部层次是一个合作社与社会的其它部分之间的联系。通过参加到合作公司里面，工人不仅联系到了公司里其它成员，而且还联系着整个社会，并且还是在整个社会演变之中的一名演员。努力的工作和更高的生产力意味着为了帮助他人的更多的资本。
这种新的公司是一种“社区”，并且社区的关系体现在了一种共同的愿望之中。得到了联合的，是这种诸多愿望的统一，而不是一种裁判的行为过程。唐·何塞·玛利亚将其总结为：“让我们这样认为，企业应当成为人类活动和兴趣的社区，基于私有的产权和进取心（国家为了共同的有益之物而加以干涉的例子除外），为了给社会提供一种必须的服务或有用的产品，而创立，为此，根据其所提供的服务，它将接受到一种经济上的回报，并且这种回报以一种正义的方式分配给它的成员。”[6]
合作社公司的其它方面
唐·何塞·玛利亚保留了传统的生产要素，即劳动和资本，并且后者是一种改换了的角色，然后增加了第三种要素“管理”。尤其是在一种技术的社会中，管理本身成为了一种关键的要素。管理角色虽然与劳动的角色不同，管理的角色仍然在新的模型之中得到了改变。
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一个合作社公司能否在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之中发挥功能，他最终肯定了这个问题，即它可以。确实，在分析了存在于旧的苏联制度之内的事件之后，他判定，自由市场制度对于确定价格来说是最佳的制度。他得到这样的结论：如果新的合作社公司不能适应这个自由的市场，那么是因为内部的毛病，例如不好的管理层、缺乏资本、或工人队伍未得到教育。
总结起来，唐·何塞·玛利亚会认为，经济功能是发生于一种自由市场制度之内的，劳动、管理和资本的，创造性的动态的交互作用。他从来没有真正地讨论过宏观经济的普遍问题。他概括出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总体的目标，然后就跳到了微观经济学的组织问题的层面之上。
乙、管理层的新角色
虽然唐·何塞·玛利亚的模型的基础是强烈地人格主义者的，但是其运营功能——在某个价格之上提供商品和服务——却明白地是经济的。就像何塞·阿苏儿门迪指出的，“这一点假定了，在企业的中心，存在着一种创造性的力量，它能够构想任务，组织所必需的方法，等。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过程变得越来越复杂。“效率”变成了“生存能力”的同义词。”[7]唐·何塞·玛利亚对于在后工业化社会中的工商业的，组织上的需求的认识，促使他将管理当作于资本和劳动同样重要的一种要素看待。他在劳动与管理之间的尖锐的区分公然违反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但是他是将其作为一种事实，甚至是一种必需的发展来认识的。
管理者在合作社主义中遇到的是与资本主义相区别的三种特征。这些合作社主义的特别的特征是：
1、人格主义的原则，它意味着承担义务、开放的成员身份和互相的信任。
2、合作社的非盈利性性格，它与为了给社会提供服务而由其成员取得的合法回报是相兼容的。
3、企业的社会性格显示于分配给社会总体的特殊基金之中，在工人中间分配剩余盈利，工人参与控制，以及对于所有成员的规范化培训和教育之中。
超越了这些有区别的特征之后——这些特征主要地是成员们的意图和他们长期的目标的表现——一个合作社公司的经理所遇到的问题，和一个资本主义的公司是非常相似的：例如，对于资本的组织，改换技术，沟通，以及对于市场的预测。[8]
在这种新的合作社的结构之中，存在两个层次的管理功能：甲、企业家功能，包含了预测和创造的才能；乙、指挥功能，包含了组织纪律，以便于为了实现最大可能的回报而执行生产程序。
唐·何塞·玛利亚看起来将企业家才能看作是一种常见的天生的和一种个性问题。他认为它是一种天赋，某人拥有这种天赋就如同某人拥有音乐的天赋一样。由于这种原因，评估员工，并且提升那些确实拥有这种天赋的人是重要的。虽然他说，每一位工人都应当成为一名企业家，持续地寻找各种方法以改善生产，但是，确认那些具有特殊的天赋的工人的需要是良好管理的一种要求。
除了对风险的容受以及再投资的愿望，一位好的经理所需的企业家精神还包括做出决定的自由和能力。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才能，所以群众选择了最好的人，并且他们将决策引导到那个最能为他们的利益而干事的那个人身上。偶尔，管理层也将不得不承认它的能力限制并恳求外界的帮助。[9]
正像管理层的企业家功能不是以一种排他的，而是作为管理的一种关键功能的意义发挥的，这种功能在员工之中也是被鼓励的，一样，组织的功能也不是排他的。好的经理是那种协调他人与他相关的行动，并且鼓励他们承担责任的人。
虽然工人们在企业的社会角色中，和在运营的总体计划之上，拥有强的发言权，但是，相当明显地，在企业的日常金融和经济运营之中，他们并没有很多发言权。权威被赋予到了由工人大会选出的董事会之上。然后，董事会将权威委派给了总经理。总经理再和他或她的管理团队一起合作，明确地，以一种颇具等级制度的方式的组织结构控制着企业。就像布莱德利（Bradley）和戈尔伯（Gelb）指出的那样，“在形式上，典型的蒙德拉贡的合作社的组织结构与资本主义公司的组织结构并没有太大差异。”[10]
唐·何塞·玛利亚承认在企业中管理层是最敏感的结点。一但其年度计划被其社会的结构所批准通过，它将由高级管理层所执行。至于“其规范的施行以及计划的发展方面，这些规范和计划必须被精确地辨认，从而在它的布局之中，技术的方面必须获得优先级，而它的基础的结构线将会是垂直的，并且在社会方面已经实施了一个民主的规划以后，它将设计成刚性的和苛求的。管理层是根据结果来被评判的，但是在资产负债表上，社会和人类的需求将和经济的需求将一起被考虑。”[11]
他继续说道：“在这个构成这个企业的金字塔的最高位置上，是由管理层占领的那一层。使用政治生活的比喻，可以说，经理在这个企业之中就如同总理对于法机关一样。由代表这个人类社区的董事们的董事会决定诸目标，为了履行或执行这些目标，还制定贯彻的政策，和给经理的委任……仍然非常清晰的是，最终的决定权与合作社的统治权，是在成员们，全体大会，以及通过其正式批准的代表，即董事会，的手中的。”[12]
根据唐·何塞·玛利亚的思想，合作社公司应当拥有资本主义公司全部可用的方法，再加上合作社原则的道德的增加的力量。在这种优势之下，它将不但竞争，而且比传统的工商业公司做得更好。然而，这一点对管理层提出了很大的要求。经理不但必须拥有一名传统的经理所有的技能，而且还需要额外的个人义务以及和整个劳动队伍分享与沟通的能力。为了维护对于合作社道路具有本质意义的共同意图，一种双向的信息流动是本质和必须的。
唐·何塞·玛利亚认为，不论合作社还是私营的，在传统公司中的大部分决策的民主化，都是欺骗性的，因为在其中，当经理不喜欢这一决定时就会接管。因此，只要在功能的定义和职责被清晰地表明的时候，他更偏爱分权化。
对于管理层，他提到了这样的规则：
1、对于经理来说，在行使其职责时，绝对自主；
2、将功能委派给其他职员；
3、良好且有条理的职员策略；
4、注意人类关系问题。
在讨论一个经理的概念时，唐·何塞·玛利亚强调持续性的自我发展。他指出，经理在持续他们的对于知识的学习，并且跟上最新的工商业技术之上有一种社会的和道德的责任。还非常地需要一种个人的诚实。随着企业的发展，运营成长超过了经理的能耐的情况是可能出现的。一个诚实的经理将承认这一点，并且得体地下台，以使得其他的某人接管。
蒙德拉贡的经理只接受了58%的在资本主义公司中的相应的经理的平均工资的事实，显示了，个人义务的原则被非常严肃地接受了。至于在经理们之中保持一种利他主义和社会义务的精神的困难性，唐·何塞·玛利亚认为管理层的发展是他的模型中的一种本质重要的部分。经理们的大多数确实来自于工人队伍的行列之中，这既是所期待的，也是事实。
丙、工人们的角色
“工人”这个术语可以从两个层次进行理解。在一个层次之上，一个人被雇用，并为企业工作。然后在一个更普遍的层次上，工人作为整个社会的一员，并且为社会工作。工人的主要的目标是建造一个新的社会，这个社会比现在的社会更加地公正和民主。它包括了对社会中的群体之间的分界线的打破，在这个社会中，一个群体比其他的群体有着更多的在金钱的支出之上的特权。牢记这一更加普遍的意图是重要的，因为它解释了为何，在一个特定的工商业企业模型之中，其基本的利害关系从来不简单地是一个工人的条文主义的或机械主义的功能。其利害关系是和这个工人的整个生活将如何被影响关于的。工作的民主的体验，意味着它能够充满工作的经验，并且溢出到工人余下的生活之中。
唐·何塞·玛利亚说：“基本的合作社主义是一种经验的有机的过程，精确地具有这样的性格，即通过坚持道德立场而实现这样的性格，和通过其中的人们普遍的做法，即在每一个经济过程与活动之中，道德立场都超越了其他的或多或少的手段性质的因素而实现这样的性格。”
其主要的层次是在一个特定的企业之中为这个企业服务的工人，同时，这个企业为他或她所做的而给予酬劳。其普遍的层次是这些工人以及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整个企业，同时，社会为这个企业所做的而给予酬劳。对于工人们来说，企业是他们的经济生活的基础。其直接的目标，虽然并非是原则上的目标，是为了员工们提供生计。
存在着一个主要的点，在这个点上，工人能够影响到对这个企业的实际的治理，并且这是通过全体大会（GeneralAssembly）实现的，在这个会中，工人们选举董事会（Boardof Directors）。不管怎样，这是关键的控制机制，并且，通过它，工人们能够解散他们的管理层。这与某些法国的模型是相反的，在其中，很强调工人委员会参与到每天的日常管理之中。在由唐·何塞·玛利亚所提倡的模型中，管理层的功能是和工人的功能截然不同的。权力的线形排列是等级的，并且职责是被清晰地精确固定的。不仅如此，工人的发展应当是以多样的方式被促进的，例如技能提高，工作轮岗，持续教育，以及在工作流程，例如质量循环，中的试验。唐·何塞·玛利亚的对于等级管理的意见，看来是他对于工业进化的分析的结果。他认为高技术工业的本质是这样的，为了造就一名优良的工商业企业的经理，需要许多年的复杂准备。工商业企业的决策是这样的，它们不是在一种普通的层次之上，通过群体参与而能够得到提高的。它们通常是在交给经理们以及管理团队处理的时候，才是最有效率的。唐·何塞·玛利亚相信，在一个给予工人的理想的教育课程之中，管理者应当能够自然而然地从他们中发展出来。为了找到这样的，有着企业家的天才的个人，并且为了为了共同利益而促进他们，是应当作出努力的。
唐·何塞·玛利亚也需要工人的具体的参与。在他的模型中，每一个工人都被要求贡献资本。其中的工人，在实践和在理论中一样，被要求尽可能地自给自足。在对于企业的治理中的参与，和在对于所需的资本的收集并创造中的参与是一致的，这些资本将使得这个企业具有生产力，并且成为新的财富的创造者。
既然现在工人是一名所有者和管理者，就不存在那种旧的关于人员冗余的恐惧了，即由于新的技术的应用而被开除。现在，工人欢迎新的技术，新的技术将属于他或她，并且能够让工作和企业变得产能更强大，从而对社会更加有用。只要企业存在，工人就有一份安全的工作。可能会出现由全体大会所决定的薪酬的削减，但是，只要团体的规则得到了遵守，工人仍然有权参加到工作之中。假以时日，由于存在着关闭某些企业的必要性，蒙德拉贡合作社公司大家族安排了工人在他的不同企业之中的调动。虽然没有人能够绝对地对工作岗位作出担保，但存在着很有效的道德担保。
在理论上，以及在示范的实践中，在这一模型之中并不需要多少监督，因为工人们正在关心着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邻居的财产，而不是任何其他的人的财产。在传统的工商业企业之中，存在着一种意图的分歧。所有者与管理层有着一种意图，而工人们有着另外一种。在这里，却有了一种应当能够导致一种行为的联合的意图的联合。为了让这一点在实际中，而不仅仅在理论中成为真实的，就需要对企业中的双向沟通给予更高的注意力。
在他们的对于蒙德拉贡的态度的系统的分析之中，布莱德利和戈尔伯得出了结论，即，虽然其结构是等级的，却存在着非常高的信任层次，以及愿望的联合。[14]工人们了解并且同意管理层策略。我的结论就是，其等级结构并非用于强加一种意图，即一种与工人的意图相异的意图，或强加一种利益，即一种与工人的利益相反的利益，而是为了使决策更加流畅，使责任更加明确。从而，等级系统使得工人队伍的目标能够实现。
唐·何塞·玛利亚倡导对工人们进行技术规范化教育，以及对于世界级别的技术的引进，这是为了在这个竞争性的世界之中生存。与此同时，他从来没有丢失关于作为一名人类的人的工人的优先权的看法。海苏斯·拉郎纳加（Jesus Larranaga），乌尔格（ULGOR）的五位创始人之一，引用了他的最后的日子中的一段话：
有些立场我们已经提倡得太多了：在工作中，无限制地提高效率、生存能力、发展、成长，但是现在是这样的时候了，即我们应当将其他的立场放置在他们的位置之上，并且把首要的位置给予友谊、愉快、以及沟通。这就是去观察别人的物质的价值之上的某些东西。[15]
丁、蒙德拉贡合作公司
合作社公司其自己是一种具有三个层级的责任的道德实体：（1）面向员工个人；（2）面向组成蒙德拉贡大家庭的合作社公司；（3）面向普遍的社会，它是社会中的基本单元。“就像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一样，企业是生产的世界的细胞。所有的改造必须从这里开始——对于人的改造，对于企业的改造，对于制度的改造。”[16]
作为普遍的社会的一个缩影，企业必须实践所有的整个的社会所要求的美德，例如，尊重其成员、个人的发展和教育计划、社会保险和分布式的公正。每一个在蒙德拉贡复合体内的合作社公司都分享了一种——在合作合同（Contract of Association）中所清楚地说明了的——共同的哲学。其团结的原则需要其成员们同甘苦、共患难。为了将团结变成一种具体的，而不仅仅是理论上的现实，企业应当发展出共同工作的政策，一起分享资本，一起在采购和销售之类之中分享。这个模型中所深深地渗透着的是古老的伯拉图哲学，以及圣经中关于人类身体的图景：不论器官或成员是多么地大或多么地小，它们每一个的健康对于整个身体的健康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以至于整体的性能超过了部分的性能的总和。
在蒙德拉贡复合体内的不同的合作社们组成了一个活的生命体。任何一个部分都有着它自己的特定的身份，但他们却只有作为一个更大的整体中的部分的时候，才能够发挥功能。在技术学院、工厂、研究中心、卡嘉（合作社银行）以及社会保险体系之间，存在着一种整体的十字联结的变体；每一个部分都依赖于其他的部分。这种模型是一种生物的模型，而并非是一种机械的模型。
坦白地说，唐·何塞·玛利亚声明，每一个单独的合作社公司，以及整个的蒙德拉贡复合体都是对全社会负责的。就像克鲁泡特金（Kropotkin），一位知名的俄国社会批评家，一样，他发出警告，合作社非常容易受到集体利己主义的影响。某些合作社的实践者有着这样的错误的观念，即，如果他们照顾了他们的成员的利益，从而他们就已经照顾了社会的利益。如果非常成功的法格尔电器公司（Fagor Electronic）给他们自己投票增加工资，并且遗忘在他们的地区的剩余的未就业的工人们，那将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但是，对于唐·何塞·玛利亚来说，这样做将成为在合作社的名义之下的资本主义。对于他来说，资本主义出问题的并非是资本，而是资本的所有者的自私自利的动机。
他写道：“合作社有一种社区共有的尺度，这种尺度迫使他们不仅要把满足感给予他们自己的成员，而且还要通过其结构发挥出一种社会的功能。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企业并非仅仅是我们的财产，因此我们只拥有对它的使用权，并且，我们必须就我们是如何运用它的做出说明报告……不能为了成员的排他的舒适而进行算计，而应当为更加完美地满足社会委托给我们的使命而服务。”[17]
一方面，唐·何塞·玛利亚承认，某些特定种类的东西对于共同的有益之物，是如此之至关重要，以至于他们必须被公开地拥有，但与此同时，他还提倡，基本的经济生产必须交给私人支配。显而易见，在一个高度地技术化的时代中，大多数生产将由公司来完成，而边缘性的活动交给小型工商业企业。从而，唐·何塞·玛利亚暗示着，新的企业的模型将依赖于它的成员们的自由意愿来做些对于社会是最好的事情。这一新的模型提供了一种让个人和个体的创造力，利益所有人的一种方法。
就如同唐·何塞·玛利亚所提出的，“工业化的公司——其原始的功能是对，为了满足人类需求的东西，进行创造和转化——是一种对于我们的社会的如此生死攸关的服务的公共机构，以至于包含于其中的私人产权必须仍然从属于共同利益，而这种共同利益与其他类型的私人产权相比有着更大的尺度。”[18]因此，虽然，这所公司必须能够能够独立地应对局面，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它有着任意的自由。它意味着，对于社会需求的服从必须依赖于一种道德力量，而非一种法律力量。对于以下行为的需求增强了道德的必要性，即关于社会的状态和怎样做才是最佳，的持续的调查、讨论和教育。[23]
虽然社会责任被强调了，但是，唐·何塞·玛利亚警告说，公司的经营是经济的，而并非政治的。他看到了公司可能变成极权主义者，并且尝试对生活的全部方面进行控制，的危险。从而他坚持公司是政治中性。这与选择政治的联盟的，工人合作社的，意大利模式是矛盾的。蒙德拉贡的工人，通过参加生产，照顾基本的经济需求。一所企业之中的一切工人应当在这一个共同的任务上是团结的，即使他们有着不同的政治观点。就如同上面所述，唐·何塞·玛利亚鼓励工人们以个人的身份进行政治参与，但不鼓励他们以公司的成员的身份参与。
在唐·何塞·玛利亚的思想中，自由的市场是一种，让社会决定，由公司所倡导的服务是否对社会有价值的，工具。“在我们的关于企业的观念中，”他写道，“我们将利润设想为，对于那些已经被呈交给社会的效用的，付款。不论如何必须承认这一点，如果所呈交的服务是道德上中立的，那么利润得以维持。但是当相反的方面得到证实，并且有用性被有害性或欺骗性的东西所替代，那么利润就不是公正的，并且在实际中也不存在企业的持久性。”[19]他相信，企业的基本概念就是服务，因此销售价格不能仅仅被看成是一个商业环境的问题，他必须将共同利益考虑到其中。这就是最吸引他的合作社工商业的传统的那个方面。就像他所理解的，“合作社，只要他们是工商业企业，就承担起创造工作岗位以及促进发展的责任。”[29]
总的来说，唐·何塞·玛利亚的新模式企业的目标是双重的：首先，“使经济人类化并且使人民得到改善。这包含了对于工人的能力的信念。”其二，“社会的促进，从而出现高于利润的立场[24]。”然后，他重申他的全部目标。“其目标是工人们和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改善。”[21]他甚至用一种更强的语言重申这一观念：“我们的目标不仅是为个人的改善提供简单的选项。而是更多。如果合作社企业不为了更多而服务，这个劳动的世界有权在我们的脸上吐痰。”[22]
戊、评价与可复制性
显然，唐·何塞·玛利亚的新模型是不同的。下面是一些对比：
资本主义
苏联模式
蒙德拉贡
资本为首
官僚为首
社区共有为首
劳动为次
劳动为次
资本为次
伤害社区共有
社区共有是枝节问题
以社区共有为主
这个问题经常被问起：即这一替代性的公司模式在其他的社区和国家之中是否是可应用的，并且是有用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首先要检视，在唐·何塞·玛利亚的，关于这个新的企业的模型之中的三个基本要素。之后，我将评估，在把这些要素移植到一个新的环境之中时出现的，标准的拒绝的理由的正确性。
在他的关于这一重建的公司的观念之中，唐·何塞·玛利亚谈到了三个基本的要素：
一、指导公司的行动的意图或推动力量；
二、令其可以达到经济目标的技术能力或机械；
三、公司之中的个人的角色。
推动的意图。
对于唐·何塞·玛利亚来说，公司就像一个人类的个体，且应当具有各种社会的动机以及良好的意图。他说到：“让我们这样来评价，即，企业应当成为一个，基于私有产权和能动性的（排除国家对于共同利益进行干涉的例子），活动和利益的人类社区，它构建起来，为社会提供服务和产品，为此，它将根据其所提交的服务得到一种经济的报偿，这种经济报偿以一种公平的方式在它的成员之中分配。” [23]
技术能力。
这个模型中最动人的一个方面就是对于技巧与科技的极力的着重。理论以及实践都以一种差不多是猛烈的爱慕的方式被注入了，对处于最先进的可用技术的最前线的必须性质。
某些人说，这是唐·何塞·玛利亚的对于西班牙内战的印象的结果。他注意到了在共和党人的军队之中，尤其是由来自于世界各地的，为了他们的高尚的事业而战斗的人组成的国际旅身上的伟大的理想主义。然而，很多的军团所表现出的特征也是极大的意识形态的争论。曾几何时，在理论层面的分歧造成多支队伍几乎不可能站在同一立场上共同运作。在所有这一切当中，唐·何塞·玛利亚目睹了赶来帮助狒朗哥的希特勒的空军轰炸了巴斯克人最古老和神圣的格尔尼卡（Guernica）城。共和军的理想主义却比不过希特勒的技术的精确和效率。一些具有崇高理想的人们已经主张，他们宁可死亡并且看着他们的所有的队伍失败，也不在理想上妥协。
格尔尼卡 (绘画) 毕加索
唐·何塞·玛利亚认为这是荒谬的念头，并且，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甚至是不道德的。为了人民而死是道德的，但为了理念而死是法西斯主义的。你做了某件事情，然后你对于你所做的进行反省，以便确保它和你的原则以及你想要达到的相符合。如果你真的想要取得某些具有经济上的显著性的东西，你必须有好的技术。
人的联合体。
将要被评估的第三个重要的要素是在这个新的模型之中的，个体的人们的角色。工人或成员首先是一个人。一个合作社公司是一个由人组成的联合体，而不是资本的联合体。
这意味着，其中的人获得选票，而不是按照资本的数量所占的分数而获得选票。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的问题是，与——选票基于作为一个具有本质价值的人类个体而被分配——相反，个体的选票根据一个人占有的金钱的多少而被分配。就像人格主义者所说，“是什么身份”比起“拥有什么”更加重要。工人的角色从而在蒙德拉贡的模型之中是非常不同的，这是因为在最终的分析中，个人体工人既是所有者又是企业的控制者。明显地，这一点和通常工人们和经理们是桌子对面的敌手的模式是不同的.
一个可以重复的结合
在以上的三个要素之中，蒙德拉贡中的技术的角色与它在常规的公司世界之中的角色相比，没有太大不同。然而，精良的技术与，一个有着工人的人格至上角色的公司共产社区的，动机的结合，是不寻常的和不同的。重要的问题总是，“蒙德拉贡模式能够被复制吗？”布莱德利和戈尔伯看起来对于这类试验在其他地方的成功的可能性是相当地悲观的。然而，可能看起来奇怪，当我分析了他们的发现之时，我的结论同他们的结论相当地不同。
在他们的调查之中，布莱德利和戈尔伯发现了，在蒙德拉贡之中的一个关键的要素就是经理们的个人的，以及普通的劳动队伍的，对于他们的社区共有的忠诚。对于一个新的工人在试用期的一项试验，是考查他或她的适合并且归属于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工人们的共产社区的能力。他们来自于相同的村庄，去同一个酒吧，属于同一个俱乐部的事实，有着一种黏着效应并且发展出团结，这种团结被带到了经济领域之中。没有了这类的社会和个人的投入，这一试验是难以复制的。布莱德利和戈尔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这些立场不能被放心地当作经济学上的方程式。
我并不同意这一结论。在他们的讨论之下的，显然是陈旧的，仍旧由某些经济学家所支持的教条，即“立场”和“事实”是截然不同的，并且，经济学是关于“现实”而非“立场”的。由这样的经济学家所提出的拒绝理由，即，“当立场与对社会承担义务开始活动的时候，我们不能拥有一种有效率的经济上的企业”，可能根本就不可能在一种科学的严谨思考之下建立起来。它很有可能仅仅，可悲地，是一种基于庸俗习惯的假设。大多数的工业化的世界提倡工人的流动性是一种事实。许多政府鼓励工人们追随市场的地理上的转移。一种典型的情况是，在大型的工业化中心之中，人们并不知道互相之间的背景，或许多他们的社会生活。娱乐是相当地匿名的。这就是我们的大型城市的事实。然而，仅仅是因为事实是这个样子并不逻辑地导致这样的结论，即它“必须”是那个样子。
并不存在这样的良好建立起来的科学论点，即，经济的运动必然是不具有人格的，并且从所有的社会与传统运动之中脱离。当我们制作宏观经济学模型的时候，对于经济的机械的观点看起来运转良好。这种经济学的理解的一部分包含了，为了给变化中的技术——工业系统的需求提供服务，工人的自由和容易的流动性。此处的根本的和正当的主张总是，这就是财富被创造的方式。更进一步，还主张，这是 “科学的法则”的一部分，这种“科学的法则”正是“理性”经济学的基础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教条至今还没有被证明过。
一种令人着迷的思考的角度是，失业者的糟糕的钱包以及在工业化社会之中的沮丧，存在于边缘和偏僻的地区。通常地，在这些地区，人们更加地在社会之中具有结合力，在那里，他们他们较少地倾向于，为了经济的发展而离开他们的家庭与朋友。或许，蒙德拉贡模型不能够很好地适合于一种城市的，非人的环境；而它可能更良好地适合于工业化的乡村地区，这些地区有着伴随着沮丧的经济的稳定的社会结构。
在他们的无希望的结论之中，布莱德利和戈尔伯指出，他们设想了通常的经济学参数：“在我们的讨论之下的是与一般的传统经济学理论同样的，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的人类模型。”[25]然而，我并不接受这种假设，并且唐·何塞·玛丽亚也不接受。在很多的案例之中，人类本性是利己主义的，但是，与如此众多的传统的经济学家的假设相反的是，它并非必须是那种方式的。在第三章之中讨论过的人格主义的传统的全部的攻击的矛头都指向了相反的方向。我们可以在应用这种经济的发展策略——一种基于人类团结的策略——的时候做得非常地好。或许在最后，原先是缺点的（缺乏自我中心的）东西将变成一种利益。
到如今，这一点应当是清楚的了，即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观点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关于信念和教条的问题，而并非是关于必须性的问题。既然其他的观点是颇为可能的，因此，在主张，作为一种巨大的财富创造者的，人格主义的和社会的动机时，存在着完全的正当的理由。同时，偏爱那种有机的和鲜活的经济范例，而不是那种机械的范例，也不是非理性的。在这两种经济学的观点之间的争论无法以任何绝对的方式解决。它看起来确实是一件关于信念，和，甚至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意识形态的事情。考虑到很多关于，作为一种决策方法的，被宗教和意识形态束缚的，经济制度的负面的经验，这种基于已经证明的案例的成绩的经验进行决定的方法看起来是最谨慎的方式。我们之后将运用这样一种方法，它是基于立场的并且是一种信仰的东西，但他将不单独是一种信仰。它将是在行动之中被测试的立场。既然立场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一个成功的案例的上下文之中，他们能够被作为实践元素清晰地讲述以及讨论。
很多蒙德拉贡企业的观察者们谈及到，那些在国际上竞争性的公司，与任何一家当代的资本主义的公司，看起来都很相似。在表面上，或许是这样，如果某人只观察其一小段时间，或者仅看其一个或两个方面，尤其如此。然而，当我们在一个长的时间期间观察其运营，并且分析在企业之中的工人的生活的时候，差异就变得明显了。在最近的官方出版物之中，这种对比被以下面的方式展示出来：
合作社的模型
资本主义的模型
1、人们处于优先地位，专业主义，产品的优异性。生存能力不是首要的目标；更确切地，它是一种结果。
1、财务处于优先地位，意味着投资的最高的和最快的回报。
2、来自于企业的各个部分的人们。他们是目标的一部分，并且在管理之中参与。
2、人们被认为是一种工具，并且是可消耗的。
3、与社会的合同，并且为了工商业企业的发展而承担义务。面向在工人们和资本之间的合作的终生就业的趋向。
3、与一名工人的合同，并且为了工作而承担义务。在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对抗关系。
4、教育被认为是一种在人类、社会和技术的意义上的投资。它通过专业的能力资本化了。
4、技术培训处于优先地位，而对其他的教育种类的忽视。
5、趋向于长期的和社会利益的政策。
5、短期的和瞄准短期利润的政策。
6、通过企业的自身的发展的成长处于优先地位。
6、企业可用于销售给出家最高的买者——这通常意味着裁剪规模。
7、在接触外部资本市场时存在困难。
7、在接触外部资本市场时不费力。
8、权力在不同的部门之间分享；技术、商业和金融。
8、权力主要地掌握在金融专家们的手中。
9、利润和损失以成比例的方式在所有人之间分享。
9、利润被私有化，而损失被社会化。
10、员工的政策是面向作为受到尊敬的投资人的男人和女人的。
10、员工的政策把雇员作为一种具有工作能力的实体而看待。
来源：“合作社经验介绍”奥塔罗拉，1997。
在承认并非所有的资本主义的企业遵循了这里列出的强硬路线政策的同时，我们必须承认大多数的跨国公司，除了日本以外的，是这样做的。在最近的年份之中已经正在发生的兼并和规模的裁剪之中，这尤其地得到了证明。当我们把这个与蒙德拉贡，为了终生就业以及给予退休者的极好的退休待遇，所承担的义务相比较的时候，我们看到，在立场体系之中存在着非常深的和根本的差异，并且我们看到，他们是紧要的。
通过在关于哪种企业是最佳的经济企业的讨论中苛求一种经验的元素，我们避免了大量的空洞的辩论。重要的是，沿着这种趋势寻找真实的案例，在这个案例之中，一种面向社区共有的方法达到了切实的和显著的经济结果。那些怀着这样的看法，即机械的自私自利的类型的制度产生显著的财富，的人，确实在当前有着大量的支持他们的经验的论据。蒙德拉贡是在另外一方面的一个经验的论据。
然而，一木不成林，百花方为春。存在着其他的案例，而最有趣的一个就是巴伦西亚。
注释
（暂略）
六章、巴伦西亚（Valencia）实验
虽然要比蒙德拉贡的规模小很多，巴伦西亚实验在许多的方式上和蒙德拉贡是相似的，主要因为其组织者们将蒙德拉贡看作是他们的模型。巴伦西亚本身是一个拥有超过一百五十万人口的城市，大约位于蒙德拉贡以南一千公里的地方。它位于西班牙的东北部，濒临地中海，位于巴塞洛纳之南，是加泰罗尼亚省的一部分。
如同巴斯克语一样，在巴伦西亚地区，语言曾是一件事关公正的事情。狒狼戈，用它那集权的政策，让他们的传统的方言，一种加泰罗尼亚语的变体，成为了非法的语言。加泰罗尼亚人拥有一种古老的，以拉丁语为基础的，反映了西班牙语和法语的语言。大多数加泰罗尼亚人怀有强烈地反对狒狼戈的立场，并且居住在小乡村的人们仍然说加泰罗尼亚语，即他们的传统语言。[1]
甲、开始和发展
巴伦西亚经济实验的开始要追溯到1960年，那时，全欧洲都活跃着质疑现存制度的青年。在西班牙，由于狒狼戈的独裁统治仍然在继续，这种情绪尤其强盛。在狒狼戈的统治之下，对于普通人民，有着大量的贫困和艰难的工作条件。社会的不公正存在于很多层次之中。
在巴伦西亚地区的小乡村之中特别强大的一个组织就是“乡村基督教行动”（Rural Christian Action）。在这个活动之中，青年活动家们被来自于罗马第二梵蒂冈委员会（Second Vatican Council in Rome）重建起来的基督教思想所鼓舞。这一委员会呼吁让基督教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以让社会变得更加的公正，并且更加接近于早期的基督教理想。
卡西亚，巴伦西亚（Caixa Valencia）
郝斯伯·苏瑞安诺（Josep Soriano）。郝斯伯·苏瑞安诺是那些青年活动家中的一员。当苏瑞安诺上大学时，他不断地和其他年轻人讨论社会公正问题，并且坚持他的关于一种重建的社会的理想，即一个更加友爱和公正的社会。而，讽刺地是，这一理想和年长的一代人的理想相冲突。就像通常地，来自于工薪家庭的年轻人的例子一样，他们的父母希望他们的孩子“出人头地”。他们并不希望他们成为农民。不仅如此，郝斯伯和他的朋友们希望回到家乡，帮助家乡的人们。郝斯伯本人确实开始了法律的学习，但是，他并不想成为一名律师；他希望的是一种更加能动的参与。他缀掉了法律的学习，开始从事新闻工作。
青年活动家团体（YoungActiist Group）。这些年轻人对于他们的基督教立场，对于狒狼戈的现存制度的反对，以及为了改造社会而积极地承担的义务是认真的。在这个特别的圈子之内，有一个年长的学生，他曾经在建筑工业中工作过，在那里，他曾经接触过合作建房。最终他的对于讨论的贡献导致了这个群体的这种想法，即，回到他们的家乡，并且发起一项建房计划。这个团体还包括了一位年轻的建筑师，他在巴塞罗那学习，以及一位学习工商业管理的年轻人。在他们之中，有着这样的专业知识，这些成员们觉得已经准备好了发起一个计划。在1969年，在密集的关于加泰罗尼亚的条件，以及尤其是他们自己的位于巴伦西亚边界的乡村的讨论之后，他们建立了一个住房合作社，康威搏（Covipar），作为一项具体的行动，通过它，他们能够把他们的信念变成行动。最终，康威搏生育了他们的咨询公司，他们的合作社银行以及他们的工厂。
在那些过去的年岁中，郝斯伯·苏瑞安诺在白天作为一名新闻记者而工作，在晚上在住房合作社工作。大多数时间之中，这一团体中的其他的成员也是类似地分配他们的时间，即，白天工作，晚上参加合作社的工作。有一段时间，他们中的一些人仅仅拥有打零工的薪水。他们的妻子中的很多人参加工作，并且能够提供收入。
与唐·何塞·玛利亚的联系。在1917年，这个群体听说了蒙德拉贡的实验，并且前往那里拜会了唐·何塞·玛利亚以及他的伙伴们。唐·何塞·玛利亚对他们相当的生硬。他告诉他们，如果提供住房是他们想要做的全部的话，那是美好的。然而，他指出，他们的制度将不允许他们建立一个财产和一个资本的基础，从而允许他们走得更远并且从事于其他的事情。他的建议是，他们应当建立起另外一个公司，这所公司能够向住房合作社售卖它的服务，从而创造收入与财产。
唐·何塞·玛利亚在希望不论是以住房还是以杂货零售的方式提供服务的群体，和为了给他们的社区创造财富和工作而构造一种经济的工具的群体之间进行了清晰的区分。为了成为一种经济的工具，意味着发展出一种资本的基础，并建立起财产。在蒙德拉贡的方法之中，总是存在着，作为另一个企业的触发器的，某个企业的扩张。在他们回到巴伦西亚以后，康威搏集团建立起了一个新的咨询集体，名为康英斯（Coinser）。
建房计划活动的顶峰是在1978年前后。在那时，他们已经组织并且协助了120个合作社建房团体，导致了三千套居住单元的建立。在1978到79年期间，他们和六十个项目一同工作，其中包括了一条零售连锁店，以及一个信贷联盟。但是，在1980年，对于建房合作社的需求下降了。到1983年，只有十个成员在康英斯之中工作，并且他们只为一个家庭建造了居住单元。
就如同唐·何塞·玛利亚曾经预计的那样，这一类的活动不能具有长期的成长潜力。一旦人们获得了一个家，并且办妥了个人按揭贷款，然后就没有更多的和康威搏有关的商业业务了。他们曾经接受了一项重要的服务，但是这个合作社并没有建立起一种方法或结构化的参与方式，以鼓励更深层次的工作创造和财富创造。
幸运地是，苏瑞安诺和他的团队已经开始和许多不同的团队在许多不同的战线上工作。到1975年，他们征募了一名律师，并且也尝试扩展他们的技术能力。在与唐·何塞·玛利亚的那次交谈之后，他们开始把他们自己当做是通过一种便利的结构而工作的人的团队，而无论这种结构是何种裁判结构。公司的名字或形式可能改变，但是在承担通过经济活动，实现一个更好的和更加公正的社会的义务之上，他们仍然是不变的。
在1970年代中期，这个群体回顾了他们的个人参与历史，并且做出了一项影响了后来的发展的重要的决定。他们本来应当把成员身份限制在他们自己的群体之内，并且最终，他们本来能够变得富有。然而，他们欢迎了新的工人成员的到来。他们把他们建立起来的财产，不仅看作是金钱的形式，而且看作是一种人类的资源团队的形式，它就像一个有机组织一样，本应当需要不断地成长。
通过他们的建屋工作，康英斯已经有了一个现金流，并且在过去的几年之中，被用于补贴他们在其他地区的活动。作为一种策略，这个团体决定把力量集中在那些在经济上欠发达的巴伦西亚地区。他们的持续扩张的决定只有通过一定数量的牺牲才是可行的。这些领导们之所以能够保持自己领取低的薪水，是因为他们的妻子们在工作，并且他们自己生活的简朴。今天，他们的薪水和可比较的工商业企业之中的薪水一样好，并且通常更好。
致力于教育需求。在巴伦西亚地区，另外的的需求就是教育。学校，在那个时期，为那些希望成为例如律师、医生和牧师的职业的人提供教育。但是却没有这样的机构，用以培养那些希望成为农民的年轻人。从而，在1975到1978年期间，这个群体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建立起农业学校。在1976年，他们还建立起一所非农业学校，这所学校后来就变成了称为佛罗里达（Florida）的综合技术大学。在这一时期，他们是如此地在学校事业上忙碌，以至于他们没有时间建立其他的工商业企业了。从那时起，他们就决定，让那些学校自己发展，从而使得他们能够把他们的时间花费在其他类型的工商业企业的发展之上。
失败与成功。在过去的那些年之中，这个团队有规律地长途旅行去蒙德拉贡参观那里的发展，并且尝试在家乡效仿他们。在那些尝试之中的失败的例子指出了，他们仍然没有吸收到蒙德拉贡模型的至关紧要的方面。在一个案例之中，他们想要复制促进妇女创业的尝试，蒙德拉贡曾在一个专门为妇女建立的合作社之中曾经发展过这样的尝试。康英斯也组织了一个妇女合作社，名为康娃姆尔（Covamur）。虽然从满了良好的愿望，但是他们却不能征募到所需的管理层，因此它失败了。他们还组织了一个建筑合作社，希望把他们的一些合同引导给这所公司。由于大多数工匠更愿意从一个传统的公司接受一个安全的薪水，并不愿意参加到一个合作社之中，因此这并没有取得良好的运转。一个新近组织起来的家具合作社和一所纺织合作社，虽然那里充满了狂热的意识形态，但由于缺乏技术竞争力，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运转。
在1970年代之中，第一个在征募有竞争力的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员工成员方面取得成功的主要的项目就是康苏姆（Consum），零售连锁店。随着这一个初创的成长，对于金融机构的需求变得明显了。从而，在1978年，他们跟随着蒙德拉贡的例子，并且建立起了一个社区银行或信贷联盟，名为卡西亚（Caixa）。
研究与发展。和在蒙德拉贡的例子之中一样，研究和发展首先是由卡西亚来完成的。然而，成为一个发展者、监督者、调解人和资金的贷款人的任务对于巴伦西亚卡西亚（Valencia Caixa）来说太复杂了。在1983年，卡西亚决定把技术咨询的功能作为一个单独的工商业实体分离出来。那些为卡西亚的创业部门工作的人现在成为了一个名为格鲁珀审计（Grupo Audit）的工人合作社的雇员或成员。
在1990年，格鲁珀审计合作社的四十个员工之中，只有二十个是有投票权的成员。其他的是积极成员。这是通常的模式。那些希望从属于一个工人的合作社的人，在这种传统中，通常必须花费至少一年的时间处于试用期。
路易斯·费里（Luis Ferre）。在1960年代，路易斯·费里是当地工人运动的一名活动家。他是在一家玻璃工厂里面工作的大量的，希望为他们自己争得某些更好的利益的工人同事之中的一员。尤其是在七十年代早期，他们的未来看起来是不稳定的。这是石油危机的时代，并且导致了经济混乱。他的群体知道传统的合作社，因此他们决定依靠他们自己离开，并且为了经营他们自己的工商业组成了一个合作社。但是，起初有着政治上的困难需要克服。在那时，超过四个人的会议是被禁止的，除非狒狼戈政府给予特殊的准许。幸运的是，费里和他的朋友们与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本地牧师有着良好的关系。这位牧师鼓励他们，并且允许他们秘密地把教堂的建筑用于他们的会议。
费里也知道郝斯伯·苏瑞安诺，且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费里曾接近卡西亚集团寻求帮助。虽然卡西亚集团没有能够提供很多的资本，他们却能够就关于他们从蒙德拉贡所了解的基本的结构提供建议。这就是后来发展成为），一个巴伦西亚试验之内成功的新企业，拉·米蒂特仁纳（LaMediterranea的开始。
乙、各个部分（至1988年）
康威搏（人民住房合作社Cooperativade Viviendas Populares）：在1969年，这个群体通过组成康威搏开始了他们的建房合作社。在九年之中，这一住房合作社成长到了三千个单元。它把它的组织建立在团体购买土地以及一个团体的按揭贷款的基础之上，当成员们的按揭贷款还清之后，他们就获得了自己的房屋的所有权。在效果上，郝斯伯·苏瑞安诺和他的团体担当了开发者的角色，并且把负担的起的建房提供给人民。他们把实际的设计和建筑工作通过合同外包了出去。康英斯（工业服务合作社CooperativaIndustrial de Servicios）：在1917年，康威搏团体成立了康英斯，它属于一类咨询公司，他把他的服务售卖给建房合作社。它运转得良好，尤其是自从这个团体的成员仍旧通过许多捐献的时间来补贴这所公司时起。在康英斯，取决于工作量，员工的数量从五人到十八人不等。他们的方法是简单的。他们收取项目毛成本的百分之四到五的固定的费率。他们的费用不包括设计费用。在1975年，他们盈利了40000美元。但是他们并没有把所有的利润作为薪水分配给他们自己，而是仅仅抽取了10000美元，保留了余下的2000美元作为其他企业的种子资本金。实际上，在那些最初的年岁中，苏瑞安诺和他的团队，他们所有的人都承担了志愿者的义务，构成了他们的运营的所有的核心职员。最终，他们的咨询功能传递给了卡西亚的创业部门，并最终形成了格鲁珀审计合作社。
康苏姆：直到1970年，在巴伦西亚地区仅有的合作社都是农业的。因此，在1976年，苏瑞安诺和他的团体选择在建立消费者合作社商店之上继续工作。这就是康苏姆合作社商店连锁店的先驱，它主要销售食品杂货。这一零售系统曾是对蒙德拉贡艾罗思奇连锁商店的模仿。在1992年，巴伦西亚的康苏姆连锁店与蒙德拉贡的艾罗思奇连锁店的建立起了经营联系。
卡西亚人民银行（CAIXAPOPULAR）：当康英斯集团开始计划康苏姆时，他们认识到应当需要一个金融机构了。在1977年，他们申请并且获得了运营一个信贷联盟的授权。在1978年，这个新的卡西亚人民银行开始运营，并且旧的企业和社区部门的员工被调入了其中。截止到1980年，卡西亚已经能够支付给他们的员工全额的薪水了。现在，卡西亚（信贷联盟）有效地成为了新发展出来的企业的母亲。卡西亚是第二个层级的合作社。其投票成员是各个合作社以及员工。当它在1978年开始运作的时候，包括康英斯共有8个合作社成员。截止到1980年，有了接近20个合作社成员。在1980年，有三十个，而到1990年，有了八十个。
在这些年之中，在这个新的合作社复合体的成员之中发展出了一套规则。卡西亚承诺借给成员社所需的资本金，而成员企业承诺使用卡西亚的创业部门的服务。它是一条双向街道。所有这些互动的根本是对于，征募具有高度的竞争力的职员以及发展现有的职员以达到最高的可能达到的职业水平，所承担的义务。使他们统一成一个整体的力量就是卡西亚。
虽然卡西亚致力于新的企业的创立，但是大多数的资本金却来自于非合作社的资源。百分之八十的储蓄是来自于私营部门的个人，但是百分之七十的投资被用于合作社的企业之上。
格鲁珀审计：由格鲁珀审计所提供的服务是法律、财税、会计和普通管理服务。他们从事于策划计划、市场分析以及工程研究方面的咨询业务，还包括各种基于计算机的服务。他们把社会经济当作他们的专业。虽然他们的目标市场是巴伦西亚，但是他们也在马德里拥有一间办公室。与卡西亚一样，他们的顾客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合作社的了，实际上，在1990年，合作社顾客仅构成了顾客基数的百分之五十。另外的百分之五十是公共和私人机构，以及私营工商业企业。职员包含有律师、心理学家、工程师以及工商管理毕业生。平均的利润在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之间。经理摩诺罗（Monolo），喜欢指出的是，当1989年西班牙咨询业公司的平均成长速率是30%的时候，格鲁珀的成长率大约是50%。
这个团体专业化于这样的公司顾客，即，他们是社会经济中的一部分，尤其是处于初创和扩张阶段的企业。然而，格鲁珀合作社正在发生着进化和成长。非合作社顾客的数量已经从1983年的零增长到1990年的50%。摩诺罗声称，传统的家庭企业遇到的难题与合作社企业遇到的问题的类型是近似的。在这两种工商业企业类型之中，个人的意图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而格鲁珀审计尤其适合于处理他们的需求。
格鲁珀的成功反映到了它的快速的成长之中。在1983年，有8个人包含到了从卡西亚创业部门到格鲁珀审计的转移之中。销售额是一千二百万比塞塔。到1989年，仅仅过去了六年，它就拥有了三十名员工，销售额达到了一亿二千五百万比塞塔。一个更进一步的成功的迹象是，作为一所有着本地联系和本地形象的咨询公司，获得外国投资者和国际咨询公司的购买格鲁珀审计的出价是很吸引人的奖赏。在1995年，格鲁珀审计成为了HLB国际的会员，它是一个在九十个国家拥有事务所的咨询公司的联盟。这指出了保持一种世界水平的服务标准的强烈趋势。
米蒂特仁纳：对于产生于路易斯·费里与卡西亚的通力合作的新的工厂来说，每一个工人都被要求把半年的薪水投资到其中。直到1983年，此公司的事业运转得相当地蒸蒸日上，但是之后，它就面临了一个转折点。在那一年，其他的两家在这一地区的合作社的经营陷入困境，并且他们的生存迹象看起来是严酷的。他们向卡西亚咨询团体寻求帮助，并且在它的帮助下，他们与米蒂特仁纳实行了合并。这一合并给此公司增加了新的产品线，并且产生了一个非常有实力的商业实体。
到1992年，这个工人合作社拥有了250名员工，年销售额超过了一千四百万美元。他们的特别地设计的产品是吹制玻璃，由最新的技术所支持的生产流程：火温通过一种尖端的计算机系统控制。所有的他们的原材料都是从西班牙的主要城市收集的废弃玻璃回收再生的。他们的工厂建筑是大规模的，现代的和良好地维护的。管理办公室坐落在有着未来派设计风格的超现代建筑之中，并且有一个可以容纳上百人的舒服的会议室。
陲摩玻（TRYMOBEL）：家具合作社陲摩玻的发展，作为与蒙德拉贡企业相反的对照，有者特别的意义。在蒙德拉贡，咨询专家们会对避开遇到困难的私营公司的复苏。他们的所有企业，都开始于工人们所承担的明确的义务，以达到一种工人投资并且参与的模式。然而，陲摩玻的来源，却是一个濒于破产的私营家具公司，在1984年，它的工人和管理层决定把它转换成工人所有的模式。
当这个生病的家具公司决定在1984年加入卡西亚集团的时候，他们不但获得了资本金，而且还活得了专业知识与技术支持。他们的前景立即改变了。他们的销售额从1985年的一千二百万增长到了1993年的四千四百万。在这一期间，他们的工人队伍从29人增加到了45人。1994年的计划包括了在每一个工作岗位的计算机终端，从而这个工厂将完全地自动化。
丙、进化到一个新阶段回顾：
由在蒙德拉贡精神中展现的清晰的社区共有理念所鼓舞，从1969年到1997年期间，巴伦西亚实验已经经历过了许多个阶段。在1969到1977年期间，一个名为康英斯的小团体从通过以一种民主的方式提供经济上的服务从而改造他们的社会的理念，进化到了一种新的理念，在这个新的理念中，他们将会构成威力强大的诸多的工商业公司，这些公司将是民主地组织的，并且也会对巴伦西亚地区产生显著的经济影响。他们的第一个企业是康威搏，一个住房合作社；其最成功的和持久的企业是康苏姆，一条食品杂货零售连锁商店。从1978年到1983年，更小的边缘性的企业消失了，而卡西亚成长为联合一系列成长中的社区企业的力量。
危机与解决。
在1983年到1988年之间，由于在不同的参与者之中的哲学和策略上的差异，产生了困难与压力。更多的合作社和小型工商业企业开始使用卡西亚所提供的服务，并且更多的新人开始参加。其理念是，企业不但将成为金融客户，而且将成为一个致力于社区共有的改进的经济运动的成员。
就像R·M·乌尔杜（R. M. Verdu）在他的关于巴伦西亚实验的权威性历史著作中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一时期，一场危机逐渐地产生了：
在卡西亚人民银行的经历中，诸多合作社们因为多种多样的原因而加入，常常存在分歧，……并且有时可简化为获得金融资源和咨询服务——很多并不能够接受并且采取与作为这个团体的合作者反方向的责任……这种对于这个团体的责任的承担的充分性的缺乏，是和对于在与一个更大的团体的合作参与之中自治性的丢失紧密地相联系的，并且这就与许多合作社的追求独立的愿望相冲突了，这种愿望在合作社之间的经验之中是一种持续性的危险。
由于混乱以及缺乏清楚的所承担的使命，卡西亚发现它自己帮助了显著的数量的合作社，而这些合作社却拒绝通过与卡西亚开展他们的全部的业务的方式来报答。他们愿意从中央的团体索取，但是他们却不愿回馈。在1984和1987年期间，在卡西亚的成员之中，几乎没有共同的关注焦点。不存在共同分担的经济项目，并且不存在用于指导个体企业的共同策略。在1988年，在经历了一场大辩论之后，关键的领袖决定邀请一位来自于蒙德拉贡的代表，主持一场名为“团体合作社主义和与卡西亚人民信贷联盟连结的合作社团体的经验”的研讨会。那一场研讨会的结果就是一个新的结构GECV（巴伦西亚合作社创业团体）的设立
巴伦西亚合作社创业团体（The Cooperative Entrepreneurial Group of Valencia (GECV)）.
在1988年，领袖们邀请了那些不承担义务的合作社们以及在他们的团体之内的合作的工商业企业来决定他们是愿意充分地参加还是彻底地推出。在第二年，一个新的实体，在“巴伦西亚合作社创业团体”（缩写为GECV）的名称之下，被组成了。GECV成为了与蒙德拉贡的代表大会的巴伦西亚的对等物。就像乌尔杜所描述它的那样，他们允许不承担义务的合作社“从团体的束缚之中解放他们自己。”GECV的成员分享着共同的理想，分享资源以及为了在巴伦西亚地区的发展而发展共同的策略。除了对于每个企业的生存的关心之外，作为一个实体，他们还充当了一个作为巴伦西亚社区的发展中介的角色，并且从而喜欢称呼他们自己为，“创业团体”。虽然其官方的成员的数目只是九个关键的合作社企业，但每一个都持续地与广泛的多种多样的顾客开展业务，既包括合作社，也包括非合作社。在它的年度报告之中，卡西亚的命令是非常清晰的：
在卡西亚人民银行之中，其根本的关注是管理的效率，以及一个基本的社会角色的充分履行。卡西亚人民银行将对于参与、在工商业企业之间的团结以及全神贯注于环境的立场的支持与认同作为公司的哲学，它能够让我们成为我们的巴伦西亚地区的财富发展的引擎。[4]
到1996年为止，社区共有合作社企业的GECV团体已经成长到拥有十一个，合计的资产基础为70亿比塞塔（7亿加拿大元）。
总结：从康英斯中的活动家团体开始，这个社区共有合作社企业已经进化成为了一个坚固的、团结的十一个社区共有工商业企业的集团。其中五个是工人合作社，四个是混合合作社，一个是合资股份公司，还有一个是合作社集团。
巴伦西亚合作社创业团体（GECV）社区共有企业
工人合作社：（5）
拉·米蒂特仁纳（玻璃和陶器）
佛罗里达（高等教育层次的学院）
玛尔提·索柔拉（Marti Sorolla）（小学）
格鲁珀审计（会计和工商业咨询）
陲摩玻（家具工厂） 包含顾客以及工人成员的混合团体：（4）
卡西亚人民银行（信贷联盟或社区银行）
康苏姆（连锁零售）
阿瑟库普（Assecoop）（保险公司）
康姆斯玛尔（Comismar）（社会服务） 雇员持股的合资股份公司：（1）
佛拉迪亚（Foradia）超过四十年历史；专业于机械工具，技术维修和修理。 近期的住房发展团体：（1）
佛米蒂亚（Formedia）住房发展合作社，创立于1995年。
自从1988年巴伦西亚合作社创业团体GECV或创业集团创立以来，它的成长是牢固和扎实的。
年份
1989
1993
1995
1996
员工
1379
2403
2809
3808
销售额
1．54亿
4.77亿
5.90亿
7.16亿
利润
3百万
6百万
11.6百万
11百万
加拿大的货币单位
数字来自1993年度报告
丁、巴伦西亚实验的未来
巴伦西亚实验之中的领袖们对于在新欧洲之中的竞争压力是非常清醒的。他们知道，他们所从事的是一种竞争，并且他们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某些有根基的跨国公司已经尝试对他们进行收购了。然而，他们仍然忠实于他们起初的发展他们自己的家乡的献身精神。因此，他们已经选择了一个策略，即谋求与其他存在着相似心理的商业实体的联合。在当前阶段，格鲁珀审计，他们的咨询职能分支，与蒙德拉贡的咨询团体们建立了合作关系。与此同时，康苏姆与蒙德拉贡的艾罗思奇也存在着商业协议。当被问及这些行动的原因时，康苏姆的总经理用了一个词来回答：“生存。”
在本地，这一集团正在加强GECV的结构，并且向那些已经做好准备对集体承担严肃的义务并且分享资源的新的成员开放。即使新的成员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合作社，它也可以成为GECV团体的核心部分。某些将会是资本分享型公司，在其中，工人们拥有大部分股权。GECV的领导们并非教条地对待这一类事情，但对于公司的哲学与商业的倾向性却更加地关心。他们搜寻盟友，以便帮助他们创造出一个牢固的、显著的结构，从而可以以一种道德的和社会责任的方式带来本地经济的发展。
我已经使用“实验”这个术语用来描述蒙德拉贡和巴伦西亚的团体们。在他们的历史和他们的态度之中，蒙德拉贡实验和巴伦西亚实验都承担着持续地试验和改变的责任。当被问及，在今后的三到四年之中，他们将要做些什么的时候，他们常常承认，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与在其他国家之中的社区创始的运动相反，他们已经显示出了巨大的灵活性，并且对于抛弃他们的结构并且改造他们的结构做好了准备。他们不但没有固执地对于一种结构甚至于一种理念承担承诺，而且还适应了新的环境，并且这就显示出了一种巨大的对于他们的员工和他们的员工们所居住的当地社区的忠实。
戊、基本的原则
就像在蒙德拉贡的案例之中一样，巴伦西亚集团倾向于进行频繁地评估和重新认识。同样，在巴伦西亚之中，存在着由核心领袖组成的关键团体，他们与这个系统一起成长。其持续的领导一直就是郝斯伯•苏瑞安诺·贝索（Josep Soriano Besso）以及他的亲密同事，他们已经在这个系统之中从一个组织移动到另一个组织。不仅如此，这个核心团体已经认为他们自己不仅仅是在创造新的工商业企业了。他们已经立志创造新的面向社区的工商业企业，并且这些企业包含有特定的原则和品质。
罗萨里奥·M·乌尔杜（Rosario. M. Verdu），他的著作是关于巴伦西亚集团的正式历史，指出了这些纲领或原则的其中的一些内容：[5]
1. 资本化 这意味着，利润不会被取出。所有的盈利都被再投资用于扩张和发展，这种扩张和发展从而转变为创造给社区的新的工作岗位。
2. 薪水公平 薪水的差异限制于“3比1”的比率之内。
3. 管理专业化 所有的成员企业必须寻求并且选择可能的素质最高的管理者团队。
4. 计划 所有的成员企业必须既准备短期计划，又准备长期计划。
5. 管理层的控制 管理层必须有一个适当的控制系统，尽管这是与第6号原则相互制约的。
6. 共同责任 这条鼓励工人参与到企业的所有方面之中。
7. 代表 所有的成员都有投票权。
8. 管理层的开放性 账本和门必须是敞开的。
9. 经济的合作 新的企业的发展和创立必须在合作社诸多企业之间持续存在。
10. 规范化 员工的教育和发展。
11. 发展的哲学 这种哲学倡导：a) 合作社企业是社区发展的工具b) 政治中性c) 行为道德
在使命陈述之中的某些关键要素是：
1. 发展一个由企业构成的合作社团体，它是扩张主义的，但尽管如此，还是可行的、有效率的、动态的和改革主义者的。
2. 通过维护和创立合作社工商业企业从而创造稳定的就业岗位，这些新创立的合作社工商业企业有能力为将来创造新的工作岗位。
3. 通过支持结构改进、制度支持、合作社之间的连结以及清晰的哲学促进成员企业的稳定性。
在社区团结和社区关切的表达的重要意义之上，巴伦西亚由于他是一种社区共有激发的商业企业的另一个实证案例而是重要的，这种商业企业用商业的标准来衡量是成功的。创始于1969年，这个巴伦西亚实验已经证明了它自己，并且仍旧在成长。其关键的工具性的，技术、金融和规范化的因素，已经被展示了，并且它们是由一种基于共产主义者的立场的使命的强硬的理解所指导的。
在蒙德拉贡和巴伦西亚的合作社主义的社区共有工商业企业的运动在别处激起了同样的关切，这种关切在北美洲刺激了社会经济的创立。社会团体的人们开始关心他们的经济的福祉，并且开始把他们自己组织起来，从而让他们当地的社会变成一个更适合生活的地方。这些是关于人类和社区团结之上的锻炼。他们是这种信念，即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个家庭，并且我们对于每一个其他的人都有着责任，的具体表达。
注释
（暂略）
第七章、北美洲的一瞥
虽然在美洲没有接近于蒙德拉贡和巴伦西亚的集成的系统的实验，但是却存在着有希望的可靠基础。首先，这里有合作社运动的沉睡中的巨人。[1]大多数人们对于西方世界的合作社工商业企业的规模和范围是不清楚的。在加拿大一国，信贷联盟——我们的合作社银行，有着总资产超过900亿美元的基础。这是一支强大的力量。除了信贷联盟以外，其他的合作社的总年度收入超过了220亿美元。这包含了一个广泛的不同的种类，例如消费者商店、保险、市场营销、渔业合作社以及小麦联营公司。大多数的加拿大人都归属于一个这类或其他类别的合作社。不但如此，这一巨大的聚集体，作为一支经济改造的力量，已经被大量地未被充分利用和不完全地发展了。除了有理想的先驱者们以外，与接受了一般化的社区经济发展的使命的蒙德拉贡的社区经济方式相比较，这场运动已经成为了一种系统地致力于一种更加狭隘地定义的服务功能的运动。
我在这里的兴趣是关于那些展示出了某些以蒙德拉贡的意味进化的潜力的社区工商业企业的创立。这些案例是多种多样的，并且意味着要描述结构和计划的多样性，这些结构和计划可以从与触发蒙德拉贡发展的相同种类的关切之中触发。我认为这一章是某种对于经验和观察的分享。
在认识到在美国存在着绝妙的例子的同时，我将这一章局限于加拿大，尤其是东海岸，以及一个在墨西哥的类似的地方。关于加拿大，我仅仅勾画出了几个我熟悉的例子的轮廓。我选择的每个案例显然都是有着长大开花成为一个更全面的社区工商业企业的潜力的幼苗。正像教授施威卡特（David Schweickart）在第一章所引述的信中所指出的那样，全球市场对这一类型的工商业并不是友善的。他说道：“资本主义永远也不会被某些和平的、和工人拥有的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的过程所打倒。因为其竞争永远不会是公平的。当资本主义可以为了低工资以及顺从的政府而冲刷这个世界的时候，这是不可能的。”这确实是一幅暗淡的图画。但是，与其诅咒在社区经济发展领域之中的少有的进步的黑暗，我们不如把这些北美洲的创始者看作带给我们希望的烛光。
甲、社区经济企业我使用“社区经济企业”这个术语表示特殊地建立起来的用于改进本地社区和创造就业的一类工商业企业。这是与那些为了给股东创造分红为主要目的而被组织起来的企业相对比的。我无意图就这样的传统公司进行覆盖式的裁判。我仅简单地希望指出组织新的种类的经济企业，从而履行传统的，占支配地位的企业所不做，并且或许无法做到的任务的必要性。一个社区经济企业的关键品质就是，它寻求那些清楚地是对本地社区有益的，并且是商业上可行的那些工商业的机会。他们是跨功能性的或跨产业的，这一点将他们与大多数的单一功能的合作社区分开来。其存在的范围和多样性在这里将由来自大西洋加拿大的四个案例，来自于萨斯喀彻温省北部的一个案例，以及来自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两个案例所指出。
新道恩。一个案例是卡普顿海角的新道恩企业（New Dawn Enterprises）。它是在1970年代早期，由关切本地经济衰退的本地公民所建立的。为了对社区的需求进行回应，新道恩建立了一个大型的房地产投资组合，为中低收入的人提供负担得起的住宅，和给上了年纪的人提供的庇护所，齿科中心以及一套广泛的多种多样的就业创造计划。总资产现在超过了1400万美元。新道恩它自己是非盈利的有着许多附属机构的母亲企业。一个像新道恩这样的社区公司已经存活了超过二十五年的起码的事实应当指出了，即使它是为了社区的利益而不是为了董事会——一小撮个人或任何某种特殊的利益群体——的金融利润，严肃的工商业企业也能够以一种有效率的方式进行。
虽然新道恩的创立者是依据美国的术语“社区发展公司”[4]而开始的，但是其启示和来源却不是来自于美国。其组织者们曾经在很多的组织，包括合作社、信贷联盟、劳工、老年人团体和工商业之中活跃。他们都想往合作社运动并且与经济发展中的自力更生的本地传统保持一致。然而，组织者们在这种结论之上是清楚的，即，传统的合作社形式过于僵化，从而一种新的、更加灵活的规则是必须的。只要社区的目标以及一人一票得到了保持，他们不担心对于合作社概念的其他方面的改变。
新道恩从来也不把自己看成是为任何某个特殊的利益群体，例如顾客、生产者或员工而服务的。董事会把它自己看作是为社区的总的利益服务的，并且严重地依赖于志愿者的投入。某些人志愿地加入，而其他的是征募的。在某种意义上，新道恩的董事会是沿着和医院或一所大学相类似的路线形成的。在1995年，在新道恩，包含在董事会、委员会和志愿者资源中心之中的大约有两百人。
当他们得知新道恩作为一个工商业企业而启动是多么地简单的时候，询问者们通常会大吃一惊。董事会的成员们签署了一个银行保函，并且于1973年借出了2万美元。（在那个时候，信贷合作社还没涉足到工商业企业贷款业务领域之内。）然后，新道恩就购买了一幢年久失修的建筑，并且通过赠与以及志愿劳动把他修缮起来。基于这项增值的财产，他们借到了更多的财产，并且新的计划也开始了。获得盈利的意图是明确的，但是，它只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目的。当一个项目得到了利润之时，这笔钱就被用在新的商业领域之中的扩张之上。其基本的法则就是，任何一个项目必须为某些社区的需求而服务，并且必须盈亏自负。如果它不是那样，它就将被关闭，不论这个主意是多么地美妙。例如，新道恩曾创立了一个工商业企业，用于销售洁净的、健康的、生态友好的婴儿尿片。然而它却发生了亏损，因此被非常迅速地关闭了。
在1989年，蓝金·麦克斯韦恩博士（Dr. RankinMacSween），一名卡普顿大学（UniversityCollege of Cape Breton）的前任教授，成为了新道恩的执行董事。截止1997年，员工已经超过了100人，年支付薪水超过1700万美元。没有任何政府赠与的帮助，新道恩现在明白无误地自力更生着。在民营的社区经济部门之中，它作为一种灵活的经济结构而发挥功能，能够对多种多样的社区需求做出回应。一个关于新道恩的创业的例子发生于1990年，正值卡普顿的国防部雷达基地即将关闭的时候。为了发挥这个空闲设施的作用，他们做出了广泛的，多种多样的成功的努力。最终本地政府权力部门倾向了新道恩，因为他们是在这个地区内，唯一的一个能够接管这样的一个设施的有组织的机构。新道恩同意获得其产权，并且将它作为居住以及工商业复合体加以发展。这一特别的军事的设施容纳了六十个居住单元，大多数是二联式住宅。由于有着社会企业家的良好理解力，新道恩已经把这些营房之中的大部分改造成了给老年人准备的家庭护理单元。三位老年人被寄宿在一侧，并且一个家庭被寄宿在另一侧。这个家庭为照顾三个老人而支付费用。其利益是深远的。老年人不必进入大型的养老院，人们在高失业率的地区被给予工作，并且新道恩还从这个项目之中获得了一点钱。
科尔维尔。
范库弗岛的纳奈莫和卡普顿岛有着些许联系。在1920年代末期的萧条期间，来自卡普顿的煤矿工人到纳奈莫地区去寻找工作。纳奈莫地区，包括一个名为科尔维尔的镇子，随后遭受到了资源经济的衰退的影响。自从1970年代中期，就加拿大联邦就业创造战略来说，科尔维尔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案例。当政府部门的名字和计划的名字改变的时候，清楚地出现了由联邦的“人力——就业——人力资源”部门所继续的一系列的类似的计划，这些计划名为LIP、LEAP、LEADA，BDC以及，更近些时候的，社区未来计划（Community Futures）。其概念一般地包含有一个由这个部门向一个——基于雇佣员工并且以向小型本地工商业企业贷款的委员会为基础的——社区的捐款。
科尔维尔团体一开始是作为“中央岛社区发展协会”组织起来的，它专注于这个为失业人员提供培训的政府项目。他们由唐·麦克米兰（Don MacMillan），他们的执行董事，所领导，他们希望发展出一种策略，这种策略更强调把工商业企业的发展于作为一种创造就业的途径。在1975年，对于科尔维尔来说的一个大的推进到来了，那时，他们接受到了一个一次性的50万美元的用于本地投资的赠款。凭借着这笔赠款的帮助，这个团体建立起了一个附属机构，名为科尔维尔投资公司，以管理这笔基金。
在接下来的几年之中，这个基于纳奈莫的团体持续地在联邦就业部门计划的各种规划之下运营。联邦的支持提供了年度的资本赠予以及基金，从而让员工能够为本地社区开展多种多样的培训，以及咨询任务。重要地是，这个团体的供给是持续性的。除了给许多本地的公司提供技术协助之外，科尔维尔集团，从1994年起，对于在工商业领域内创造1622个工作岗位以及，在非营利的社区领域之中创造820个就业岗位担负了责任。在1975年到1994年之间，科尔维尔投资公司向小型工商业企业共贷出了770万美元。在1990年代，这一贷款者的角色已经变得日益关键了，这是由于，在许多这样的社区里面，商业银行拒绝批准小型工商业企业的贷款，除非这笔贷款由第三方资源所担保，或由借款人个人的资产的抵押所担保。
加拿大政府支持的社区贷款计划之中，很多计划都曾经是被动性质的。大多数团体在已经接受到了用于贷出的联邦资本之后，倾向于坐等申请人上门申请。与之相反，这个纳奈莫的团体从一开始就已经摆出了主动的姿态。对于1975年中获赠的50万美元来说，他们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创举，从而组织了本地的发展计划，例如：
一、在一个成人学习中心的发展之中充当了先锋，
二、发展了用于目标培训的基础部分，并且为正在纳入工商业之中的青年人提供了支持，
三、与本地的信贷联盟创造了一种伙伴关系，从而联合地就特定的项目进行融资，并且销售科尔维尔的成熟的贷款，从而回收资本金（一个和信贷联盟联合融资的项目，是一所为基于海事的旅游业制造太阳能刚朵拉的公司），
四、一项为处于严重衰退之中的城市区域的，邻里复兴计划。
在加拿大全境，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案例，政府赠款给大型公司，但大型公司却最终破产，而政府补贴的资金却损失了，从1百万到1亿美元范围不等。与之相比较，这个纳奈莫集团所接受的联邦补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是一个温和的联邦赠款如何触发一个当地的基于社区的公司的例子，这个社区的公司将变得自力更生，并且在长期中成为一个活跃的，致力于发展的行动者。
雷弗尔斯托克（Revelstoke）。
另外一个具有创造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创业团体，即雷弗尔斯托克企业中心（RevelstokeEnterprise Centre），是作为一个雷弗尔斯托克水坝修建工程结束的时候造成的1200个工作岗位的消失的社区的回应的一部分，而建立的。这一创业团体已经被建立起来的部门间的协作水平尤其地打动人心。一个多种多样的组织，已经棍棒状地捆在一起，发展出了一个以发展为目的的联合的方法。这种态度的具体的显示，就是由社区未来部门（Community Futures）、商会、工商业发展中心，以及经济发展委员会共享一幢大楼。通常来说，这些群体是相互之间竞争的，并且很少分享同样一个办公设施。当致力于本地发展的时候，他们的六十一名联合员工是一支强大的力量。通过这样一种联合的方式，这一团体已经成功地在一系列领域之上取得成功：
l 在1986年的一项280万美元的恢复计划，其资金部分地来自于根据居民投票所决定的增值的市政税收的支付。l 一所海事铁路博物馆l 一个所区森林公司，现在拥有并且经营着一个砍伐许可证。在当地的锯木作业者的支持下，市政当局也同意投票协助这一创业项目。HRDA。在新斯科舍省的哈利法克斯的人力资源发展协会（HRDA）是关于政府的投资如何能够被用于创造性的和有用的发展之中的不同类型的例子。在1978年，哈罗德·康威尔（Harold Crowell），这个市的社会服务主管，使市和省的官员们信服，并且跟随他的计划，把人们从福利的名单上解脱出来，并且让他们开始工作。在一个从城市的福利预算之中使用27万5千美元的协议达成之下，康威尔和官员们组织了一个董事会来管理HRDA。通过这一计划，新的工商业企业被建立起来，用以培训并且雇佣那些接受福利的，愿意参加的人们。由于它是志愿的，对于那些不希望参加的社会救助的接受者们没有惩罚。
在过去的几年之中，HRDA已经开展了广泛的工商业企业的创业投资活动。用旧的家用电器被翻新并卖出，一所出租拆毁汽车租赁连锁店正在展开，并且一个商业化的清洁服务公司被建立起来。当他们把某些工商业企业，例如汽车租赁公司拿掉，并换成其他的，例如一个回收工厂的时候，其理念总是相同的：通过最终能够成为自力更生的工商业企业，把福利资金用于培训和工作岗位的创造。
HRDA 具有一种内建的稳定性，由于这个城市以及这个省已经同意了一个支持计划。根据这个协议，对于每个HRDA从福利列表之中移除的人，城市将按月支付其50%的工资成本，为期一年。分析家们已经预测到，对于政府投资于HRDA的每一美元，将通过各种税收的形式向国库回收两美元。
大北半岛发展公司（GNP）。
在加拿大内所有的显然地几乎没有理由存在有希望的创业企业的地区之中，纽芬兰/拉布拉多，由于他的位于北方的孤离的位置，以及其渔业产业的濒临关闭，而凸显出来。大北半岛发展公司（The Great Northern Peninsula Development Corporation）（GNPDC）是在1987年建立的。不寻常的是，它在短时间内，这个通常被称为GNP的团体，已经能够创立投资超过一百万美元的工商业企业了。人们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个“新的”商业复合体是从之前已经存在的在这个地区的社会组织之中成长起来的。并没有外部的强大的公司的引入。他们是从已有的东西开始的建设。
在鹿湖（Deer Lake）之北，大北半岛向北方延伸大约500公里，并且几乎触及到了拉布拉多。它的人口大约2万6千人，分布稀疏且广泛。圣·安东尼（St. Anthony）是最大的中心城市，有2000居民，大多数的村庄平均有二、三百居民。
虽然他们曾开始于渔业生产，但GNP将灵活性引入到了他们的创业结构之中，从而当渔业失败之时，他们能够转移到林业、手工艺以及水产养殖业之中。这一多功能的结构对于GNP的生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没有了它，GNP可能已经随着捕鱼业的衰退而消失了。
GNP的最成功的创业投资是对于一个刨花产生站的建设的回应。GNP迅速地建立起一个合资公司，名为北方刨花（Northchip），其中GNP拥有50%的股权，而六个小的锯木作业者拥有49%的股权。这个公司准备了所有的技术方案，并且洽谈得到了一个赠款和银行贷款的金融包裹。每一个锯木作业者投资从五千到两万五千美元不等。在1988年，GNP获得了一个为期四年，价值480万美元的合同。它在外部的竞争者之中有着最低的价格。启动这一公司的所需的资金接近一百万美元。多种多样的木材破碎机械以及拖车被采购；托运刨花的任务被外包给了一家本地的卡车公司。这个金融包裹是在大西洋加拿大机会机构（Atlantic Canada Opportunities Agency）（ACOA）的协助之下发展的，这个部门是在这一地区的主要联邦发展分支机构。其创始主席，大卫·斯密斯（David Simms），提倡了一种创新和扩张的精神，他为了获得新的技术最远曾经旅行到冰岛。
这一附属公司的未来是乐观的。GNP已经扩张到了其他的领域，例如木材和木质品的本地和出口市场的销售。在1933年之中，小规模的锯木厂成员决定合作到一起投入到一个有着最现代技术的一个共同的锯木厂的发展之中。在1997年，北方刨花与一家在新布伦瑞克的公司签订了协议，以销售它的产品。北方刨花现在是GNP的蒸蒸日上的旗舰企业。这家公司还在寻求从木刨花给本地学校提供热能的可能性。从一开始，GNP就已经意识到了好的技术和研究的重要性。他们热情地投入到各种各样的实验性质的水产业项目之中，例如养殖北极红点鲑鱼和蚌类，并且测试了利用从热力厂产生的暖水的可能性。在铺虾业，他们也曾为减小对于其他物种的伤害而引入一种特殊的分类格栅供过帮助。在手工艺领域，他们已经发展出了多种多样的成年海豹皮的用途。在大约三百万美元的总预算的帮助下，GNP在长期的自力更生的路上发展良好。
伊万杰琳（Evangeline）。
爱德华王子岛是这一地区的用于本地发展的更有活力的中心中之中的一个地方。这里有三个活跃的工商业发展中心，他们是联邦社区未来计划的一部分，也是其他的社区经济项目的一部分，它们由范围广泛的群体所支持，例如在莫雷尔（Morell）的加拿大皇家军团第二十六团。然而，最令人着迷的例子却位于伊万杰琳地区。
爱德华王子岛的伊万杰琳合作社集团例示了这种为了获得经济发展而展开的协作和相互联结的原则。在惠灵顿（Wellington）的小社区的蒙特·卡梅尔（MountCarmel）和阿巴拉姆（Abram’s）镇里，它服务着20平方公里地区内的总共大约2500人口。在这个有着非常高的失业率的地区，大约有369人在广泛的活动之中被雇佣，包括一个有着超级市场的商业街、一个殡葬合作社、一个信贷联盟、一个捕鱼合作社、一个林业合作社、一个老年人之家、一个有线电视服务合作社以及一所青年合作社。在旅游领域之中，他们已经发展出了“阿卡迪亚人先锋村”，在其中包含有一所旅店、一所餐厅、一所剧场以及多种手工艺行业。在1989到1990年期间，这个合作社联盟的收入为480万美元，资产超过2300万美元。成功的关键要归功于信贷联盟，它在里昂斯·伯纳德（Leonce Bernard）的领导下，作为一项金融工具发挥着服务作用。这个团体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运用了蒙德拉贡的“捕获本地资金用于本地发展”的原则，以及把一个成功的工商业作为启动另一个的跳板的观念。在某些方面，伊万杰琳和新道恩是相似的，他们是多功能的，且有着一种对于新的社区企业的创造的倾向性。
拉·荣格本土创业（La Ronge Indigenous Initiative）。
在北萨斯喀彻温省，拉·荣格第一国家团队（La Ronge First Nation Band）于1981年组建了吉特萨吉发展公司（KitsakiDevelopment Corporation）（KDC）。它是一个由这个团队所拥有的有限公司，并且被给予了在这个地区创造就业岗位的特别的命令，这个地区的典型的失业率超过了80%。这个团队自己有着5500成员，分布于从北到南300千米的诸多小社区之中。他们认识到自己的技术上的限制，采取了一种合资的策略，这种策略确实是另外一种获得技术的转移的方式。他们与比他们有着更多专业知识的公司一起合资。到1992年为止，KDC已经收到了联邦资源所提供的约130万美元的资本，并且用它吸引了超过4300万美元的投资资本。由于有着1800万元的年收入，他们现在能够创造出足够的利润，以支付其运营成本了。通过他们的合资策略，他们已经涉足于：加工和销售干缩肉制品、野生稻米，以及诸如保险、殡葬、卡车运输、汽车旅馆以及多种多样的给采矿公司服务的服务业务。他们已经创造了500个工作岗位，其中的一半是由非本地人所拥有的。
乙、超越古今的金融创业
在社区经济发展领域之中，存在着一种新的关于在任何严肃的、带来社会和经济改造之中的资本的重要性的觉悟。政府已经通过一个多种多样的，从社区未来到萨斯喀彻温社区盟约以及安大略社区投资股权项目之中认识到了这一点。接下来的，是那些正在进化出多种多样的超越古今的金融创业的社区团体的五个例子，在新布伦瑞克、魁北克和安大略各有一个，在新斯科舍有两个。
阿卡迪恩合作社运动（Mouvement Coopératif Acadien）。
在新布伦瑞克，社区经济发展的强劲潮流显然要数阿卡迪亚人的区域，尤其是在东北地区，在哪里失业水平是高的。阿卡迪亚社区已经组织了他们自己的新布伦瑞克合作社组织，名为“阿卡迪恩合作社运动（MCA）[7]”。这个MCA是由130个合作社组织，包含有一千三百名志愿者，以及三千名员工。在1996年，新布伦瑞克的阿卡迪亚信贷联盟的资产超过了15亿美元。在新布伦瑞克，很明显，大多数强有力的致力于社区经济发展的组织都属于这一合作社运动的伞盖之下。虽然讲英语的合作社运动倾向于成为单一功能的和适应于服务行业的，但是阿卡迪亚的合作社们把他们自己看作是致力于社会和经济变革的行动者。他们像在下面的例子之中所指出的那样，倾向于更多地成为冒险家和非传统的人。
在1990年，在卡勒奎特（Caraquet）的几个阿卡迪亚的合作社群体决定在与失业的斗争之中扮演一种更加积极地角色。一系列会议和讨论在主要的，这一地区的，由知名的合作社领袖，雷蒙德·姜内特（Raymond Gionet）和吉尔斯·门耐德（GillesMenard）所领导的合作社组织之中召开。其结果是一个包含有下面的合作伙伴的，新的创业投资金融公司：1. 新布伦瑞克的阿卡迪亚信贷联盟
2. 新布伦瑞克的阿卡迪亚合作社商店
3. 阿卡迪亚信贷联盟保险公司
4. 大西洋合作社
5. 联邦政府
6. 省政府
这所新的创业投资金融公司组建于1990年的12月，名为阿卡迪恩运动社会投资（La Societé d’Investissement du Mouvement Acadien）（SIMA）。省政府通过提供为期七年的一项总额1百万美元的无息贷款推进了这个组织的创业。另外一百六十万美元是由多个合作社以及信贷联盟，到1992年底的时候，达到一项总额二百六十万美元的资产基础而提供的。这一基金的目标是为本地的工商业发展以及工作岗位的创造提供融资。客户之中的一些是合作社，还有一些是个体和私人拥有的工商业企业。重要的是，他们是本地拥有的、本地控制的，并且工作岗位与利润都留在了本地地区。它清楚地展示了这一地区的合作社领袖们的意图，即承担起解决他们本地的经济问题的角色。
到1992年十二月位置，SIMA已经在五个公司投资了三十五万七千美元。这一投资中的大部分采取了股权资本的形式。其客户为：一个印刷行业的企业，一个枫树糖合作社，一个葬礼合作社，一个自然食品合作社以及一个蓝莓包装厂。除了提供资本，SIMA还向客户公司提供咨询建议以及技术协助。客户公司也必须愿意允许SIMA的代表参加他们的董事会。
SIMA的投资策略包含了一系列令人回想到蒙德拉贡的原则的约束。他们是：
1. 客户公司必须是当地的，并且总部是位于新布伦瑞克的
2. 他们必须有成长的潜力
3. 他们必须有至少三名合伙所有者
4. 他们必须鼓励员工向公司投资
5. 他们必须运用所投资的钱刺激增长
6. SIMA不能购买超过一所公司的30%的股份，也不能够在一所公司内投资超过二十万美元。
7. SIMA不能够给一所一个人拥有超过70%的股份的公司投资。
团结投资基金
魁北克省充满了社会经济实验的例子。除了那个和任何这个省里的私人银行一样大的“蒂斯嘉丁运动（Mouvement Desjardings）”信贷联盟以外，魁北克在以工会为基础的投资基金上处于领先地位。最著名和最成功的，名为“团结”。通过接受到税款贷款的工人的投资，现在，这个资金总计大约十亿美元。团结是由一个主要的工会代表大会——魁北克工人联盟（Quebec Federation of Labour）所建立的，它的目标是“通过邀请劳动者向基金的股份捐款，从而参加到这一运动之中，鼓励魁北克工商业企业的发展。”团结基金致力于魁北克地区的就业岗位的保持，它即投资与工会企业，也投资于非工会的工商业企业。拥有者三十名金融分析专家，团结基金扮演了一个主动的角色，并且向客户公司指派董事会成员。在他们的投资中，他们是非常灵活并且毫不教条的。例如，他们在博览会棒球队（Expo Baseball）中投资了五百万美元，以把他们保留在省内。跟随着魁北克的例子，大多数其他省份都开始立法鼓励类似的创业投资资本基金。
魁北克也是有着最多的工人拥有的工商业企业的省份
--------------------------------------------------------------------------------
[1]原文为 community 为名词，可翻译为社区、社会、团体；大众、公众；共有、共享。等。在行文中，我开始时将其翻译成社区，但中文的社区偏重于表达地区的意思，不能体现出共有。但是如果翻译成共有，在英文中指称地区及社会的时候，又是不合适的了。所以，我根据上下文的需要，把这个词翻译成共有，例如共有企业、共有公司、共有银行。或者翻译成社区、社会、社团。
我认为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创造一个新的名词，对应community，例如“社团共有”
还有一点，就是作者在特指社会的时候，用的是society，因此community再翻译成社会，就不合适了。
[2]括号里的内容是译者所加。原文是communist
[3]原文是communitarian
[4]在这里，共有是community的本质、特质属性。而社区、团体、公众都是对公有做修饰。即地点、范围、等方面的修饰。就是说，community这个词的本义是共有，由于社会的本性，使得许多人在共有的企业中协同劳动时，这些人为了工作的便利，恰好经常性地居住在一起。从而就形成了社区。同时，由于资本常常具有外来性质。当外来资本雇佣本地雇员的时候，就产生了对本地具有负的效用的剥削。因此译成社区共有在这种行文中就有了有价值的含义。我认为，不论是社区共有、社会共有、团体共有，都可以简称共有。因为共有是蒙德拉贡试验的本质，是它的模式区别于私有和公有的最本质的所有制上的特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著作就属于关于“共有制”的一个实践的文献。而本书的作者应当是把共产主义成员（communitarian）与共有（community）这两个词看成是同义词的。这在理论上应当是正确的。从中文的理解上，共产主义成员的意思应当是以成员为单位的共同生产者的连年合体，共有则强调了劳动者对于联合体的所有权是共同所有，既不是私有，也不是公有，而是共有。这个“共”字，在中文中与“公”字的含义是不同的，共，是指在每个人的参与下的所有。而公，则是指该财产属于一个类似于政府的为社会提供公共品的机构所有。
[5]译者注：有趣的是，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中一个球队的名字就叫“Caja Laboral”，我们常把它翻译成合作银行队，或巴斯克人队。
[13]http://www.eroski.es/
[14]对于蒙德拉贡内企业，用“所”作为量词；而对于私营企业，用“家”作为量词。
[15]owner翻译成主人，应当更加准确。因为，虽然经历负责运营，但经理的任命是由工人集体决定的。因此本质上来说，合作社公司内部的经理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都是企业的主人成员。而他们的差别仅在于分工不同。并且这里，主人不再是矛盾的一边，因为所有的劳动者都成为了主人。主人已经转变成了一个集合名词，主人是指主人成员，主人成员就是工人，主人就是工人集体当家作主。
[16]此为译者所加。“外出打工”这一中国词汇已经没有了它字面上的意义。很多中国人，外打工要至少1年才能回一次家，有的甚至多年不能回家。他们既不能在工作的城市建立起家庭，又不能回家照顾老人小孩，多么悲惨！这本是一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却被强按上了“打工”这样清淡的词汇，真是很无耻。
[17] Synthesis：合题：黑格尔的辩证过程中论点与反论点的结合，从而得到新的更高级的真理. 摘自《美国传统词典》，金山词霸。这一章的论点指出了蒙德拉贡合作社公司的思想导师是一位运用了辩证法的实践论者。
[18]译者注：这是值得商榷的。原文没有指出毛泽东的这种理论的出处。我也没有记得哪里说过这样的话。但是在鞍钢宪法中，确实提出了“两参一改三结合”，其中就包括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以及后来在重庆实践之中继承下来的“同吃、同住、同劳动”。但这些理论来自于群众。并不能说来自于毛泽东。
[19]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复杂的官僚与人民平等互动的运动。其中的很多现象，并非人民的意愿，而是企图破坏文革的官僚阶级的意愿造成的。文革的主要对象是党内的走资派。
[20]作者在这里所批判的，实际上应当是工人与管理人员的不同的分工。但实际上，中国的当时的实际情况中，这种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组织和制度，是对于新民主主义制度中自发产生的官僚资产阶级主义倾向的革命，是积极的。因为中国的公有制企业中并没有建立起类似于蒙德拉贡的“合作共有”制度。中国当时的工人对于企业是没有股权的，一切有关工人的权利，包括劳动、住房、医疗、养老以及企业的管理权，都是通过直接的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的。这一点是和当时的中国宪法所对应的。直到1978年为止，中国公有制企业中也没有建立起和蒙德拉贡对应的工人主人对企业的所有权。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参加管理，实际上是对于工人主人地位和其他一切权利的一种维护。正像本书作者指出的，在后工业化时代，管理者成为了企业的实际控制者。在新民主主义下的中国，像中国的公有制企业那样的企业，毛泽东曾经指出，是属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而管理这种企业的，正是官僚阶级。如果工人不参加管理，那么官僚阶级必然向资产阶级过渡，必然出现官僚阶级瓜分公有资产，从而让工人阶级从主人沦为奴隶的境地。后来的改革开放中的演变过程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如果本书的作者对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有着透彻的理解，那么他或许会这样重新修改这一段，即：中国的毛泽东时代的公有制企业，由于没有建立起像蒙德拉贡一样的“合作共有”制度，没有给工人主人建立起具体的个人的资产所有权，因此他们不得不采取次优的制度选择，即让工人参加管理，从而直接维护工人的主人地位。但这种次优的制度选择后来被证明是不牢固的，因此中国的公有制最终被官僚集团所瓦解。
[21] 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什么地方论证过：俄国“应当有”资本主义，“因为”西欧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等等。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必须普遍遵守的历史哲学公式，是一种超出了对某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说明的东西。只有主观哲学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才会这样不了解马克思，竟然认为马克思准有某种一般哲学的理论；因此他从马克思那里得到了一个十分明确的解答：他是找错人了。——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第58页。
[22]即强调是人管理技术，而不是技术以及管理技术管理人。这和中国的实践是类似的。中国的无产阶级创造了一个有着各种管理技术的官僚政府，最终却被这个政府中的官僚所篡权。
[23] 这种道德来源于立场，立场来源于产权的共有。
[24] Value这个词可以有立场和价值观两种翻译。统一翻译成立场更加客观。 |
|
IP卡
狗仔卡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显身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