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反省”很不彻底

齐春风

　　1949年，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土崩瓦解，一败涂地的境况让退败台湾的蒋介石感叹，“一场春梦，转眼即归幻灭”，那么，“谁为为之，孰令致之”呢？蒋介石表示要“彻底反省，彻底检讨”。此后，他总结国民党失败原因的文章不下三四十篇，自相矛盾之处比比皆是。因为蒋介石根本不可能真正反省，他的所谓“反省”只是基于现象和表面，从未涉及最根本的、真正的原因；更有甚者，他还把失败的原因，从国民党自身推诿给外界。

　　隔靴搔痒的“总结”

　　起初，蒋介石承认，“我们这次失败，是本身而不是敌人打倒的”，“实在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继而将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是军事的崩溃。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军队有16项弱点与缺点，其中，国民党军纪败坏最为严重。他指责国民党军队“毁法乱纪，败德乱行，真所谓蒙上欺下，忍心害理”。尤其在抗日战争末期以后，“国民革命军内部所表现的贪污腐败的内容和实情，真是光怪陆离，简直令人不能想象”！甚至“自从北伐成功以后”，国民党军队就习染了“所有北洋军阀的毛病”，“在精神上行动上都渐次趋于腐化堕落”，“几乎与北洋的军队如出一辙”。

　　蒋介石还提到官兵隔膜、军民隔膜的问题。上下级军官脱节、下级军官与士兵脱节、官兵与人民脱节的现象处处可见。许多高级将领在生活上骄奢淫逸，下层士兵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军民关系也恶劣到了极点，军队的所作所为不仅损害人民利益，还扰乱地方治安。

　　他抨击高级将领们精神崩溃、气节荡然、廉耻道丧、败德乱行。蒋介石称，在1949年初下野后，几乎没听到有慷慨成仁、尽职殉节的高级将领。相反，将领们为苟全性命，都会在打仗时做好逃生计划，一到紧急关头就不管部下生死，先行逃命。蒋介石气愤地指责这种行为“腾笑中外，无颜见人；上无以对先烈，下无以对后代”！

　　其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党政部门“更应负起此一惨痛失败的责任”，“过去的失败乃是整个党的失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组织问题。他批评国民党“组织瓦解，纪纲废弛，精神衰落，藩篱尽撤之所招致”。党员入党后，不予组训，任其游离涣散；国民党党务工作人员不愿意接见党员，更不愿接近民众，不是在党部里“办公事”，就是在社会上“讲应酬”。因此，党部变成了“衙门”，党工变成了“党官”，党部与党员脱节，党员与民众脱节。此外，国民党内“派系倾轧，组织崩溃，为党的致命伤”，以致整个党成为一片散沙，一击即溃。

　　在执政能力方面，蒋介石承认“最大的一个失败就是接收”。因为国民党没有接收现代都市各种庞大机构的经验，在接收前也不曾详细研究日伪机构的组织业务，接收人员不能克制私欲，以致各地接收工作极度紊乱，彻底损毁了政府名誉，令蒋介石在回顾“接收”时直叹“真令人痛定思痛，不寒而栗”。

　　最后，蒋介石还认为“学校的教育对青年们的领导失败，实在应该是这次革命严重失败的主要因素”，并称教育没搞好是他生平最惭愧的一件事。他认为党化教育开展得不够，使民族精神萎缩、民族道德堕落，使学生和教授们大半都成了共产党的外围和工具，“以致教不成教、学不成学、师不成师、弟不成弟，所谓学风校规，扫地殆尽，师道人格，荡然无遗，最后卒遭今日国破家亡”。

　　轻描淡写的“批评”

　　虽然蒋介石对国民党的党、政、军都有批评，但他的推诿之词更多，并且，越到后来越强调外因的作用。

　　比如，蒋介石强调失败是“制度没有确立的结果”。何谓“制度没有确立的结果”呢？他的解释是过早实行宪政，明知人民的智识还没有达到实行民主政治的程度，但因内外局势与时代的要求，不得不提早结束训政、实行宪政。如此一来，训政时期一切旧的制度被完全破坏，而宪政时期新的制度却没有建立起来，使得政治上混乱脱节、濒于崩溃。

　　再如，蒋介石还责怪马歇尔的调处。他称自己误信了马歇尔，将最精良的军队开到东北，以致内地空虚，各战场兵力单薄。

　　还有，蒋介石一开始承认国民党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内部的分化和腐败，但不久后就逐渐开始归因于“国际形势的压迫和第三国际阴谋的作祟”。

　　1952年10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七大”上系统总结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包括外交、政治、经济、教育及军事等诸多方面。外交上的失败在于美国对苏联产生了严重误判，以致在雅尔塔会议上被利用；而国民党信赖美国，缺乏自力更生的决心，铸成大错。在政治上，他虽声称不能归咎于民主宪政，但认为政党政治的失败、民主政治的弱点，为共产主义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空间。经济上的失败在于中国经过了长期抗战，农村凋敝，工业尚未恢复战前的繁荣；同时，1947年宋子文擅自动用中央银行改革币制的基金，打破了改革币制的基本政策，经济在恶性通货膨胀的情势之下陷入崩溃的境地而无法挽救。此外还有国民党在教育上受苏联和中共所谓“流毒”的影响，以及张群、周恩来和马歇尔的军事三人小组对国民党军事行动的阻挠。

　　1956年12月，蒋介石出版《苏俄在中国》，将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简化为苏俄的“阴谋”，声称大陆“沦陷”是国民党与苏俄“和平共存”的结果。他宣称在苏俄的渗透之下，国民革命的精神被摧残，民族固有的德性几乎毁灭，所有伦理道德、立国基础完全动摇，反共意识亦随之瓦解。他还认为，国民党反共警觉不高、组织不严，未始终将共产党定为“非法集团”，没有对共产党予以绝对的隔绝和封锁。同时，宣传方面也有诸多缺失：工作不主动、理论不充实、动员不彻底。并且，在国民党的外交陷于孤立、经济陷于崩溃之际，一经中共表示反对，美国立即将已商定的贷款无限期暂停，这对国民心理产生的影响之大是无法估量的，促使普通民众对国民党丧失信心。蒋介石还认为，以行政院长宋子文等为代表的官员在工作中存在一系列错误：如1932年中苏复交，1937年“收编”共军；1945年接受雅尔塔协定，与苏俄订立友好同盟条约；东北问题处置不当；接受美国对国共冲突的调停；1946年6月发布东北停战令；“剿共”未成期间就实行宪政；等等。

　　对于自己的责任，虽然蒋介石多次表示自己“德薄能鲜”、“领导无方”，“对总理、对主义、对国家，以至于对我们的民族、历史，都是一个最大的罪人”，要负“重大的责任”、“最大的责任”，甚至“全责”；但同时他又要“大家反省”，“和六届中央诸同志不能不共负其完全的责任”，这意味着每个人都有责任。蒋介石还提示，“覆灭我们中华民国最后的一着，就是集中诬蔑于中正之一身”，因为在他第三次下野后“不到一年，整个的大陆就全部沦陷了”，他此次下野，“时间最长，国家的损失最大，而本党的失败也就最惨”。蒋介石以此凸显自己的重要性，进而表示在“已竭尽我毕生的心力，自问无所愧怍”之余，还要“鞠躬尽瘁，补过去之缺失，策未来之成效”。

　　在标榜自己不可或缺后，蒋介石指责“军民风气嚣张，国家纪纲扫地，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国民亦不成其为国民”；还称抗战胜利后，“我确信如果两年之内削平匪乱，不只国家的生存可以保持，而且亚洲与世界和平亦由此可以确保。不幸我个人的主张，不能取信于国人，在国内外种种阻力之下，剿匪军事受了挫折”。要之，国民党、军队，甚至连全体国民都要为失败负责，似乎唯独蒋介石自己没有半点责任。

　　诿过于人的“反省”

　　应该说，蒋介石所说的国民党腐败、分化等现象确实客观存在，这些现象使国民党尽失民心，直接导致其统治的崩溃。但是，他只是罗列了这些尽人皆知的现象，对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缺乏深刻的、真正的认识。他的“反省”从来都是轻描淡写、隔靴搔痒，甚至诿过于人。

　　国民党在大革命时期也曾朝气蓬勃，革命势力迅速由珠江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但蒋介石掌权后逐渐倒向国民党右派，成为国民党右派的代表人物，并发动了四一二政变。但四一二政变“伤人一千，自损八百”，国民党内具有左翼革命思想的势力或被清除出党，或因失望而离开，土豪劣绅趁机占据了主要位置。国民党“清共”的过程，同时也是自身人才“逆淘汰”的过程。可以说，国民党变得有气无力、气若游丝，不是始于1945年，而是始于1927年。

　　国民党自矜“全民党”，标榜不偏不倚地代表全民的利益。实际上，国民党不但拒绝革命，甚至不愿改良，这使其顽固地站在保守势力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边，与处于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对立。只要这种对立存在，国民党就不会成功，就必然迅速走向颓势，这是不以国民党的意志为转移的。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最迫切的愿望是建立一个和平、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与此背道而驰。民国的日历上几乎没有一天不写着“战乱”二字，尤其是经历了日本14年侵华，人民渴望一个和平安定的局面。国民党悍然发动内战，不但全国人民起而反对，就连国民党军队也因不知为何而战而厌战、畏战。当抗战胜利后，成立“联合政府”的呼声愈发高涨时，国民党却顽固坚持一党独裁，不但与共产党破裂，还迫使中间势力离之而去。抗战胜利后人民希望落实民生主义，希望“耕者有其田”，国民党却使官僚资本空前膨胀，内战使军费支出倍增，经济更加残破，恶性通货膨胀一发而不可收拾。这一切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恶行。

　　从始至终，蒋介石的“反省”都没有涉及如何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从而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支持这一根本性问题，顶多只是一些涂脂抹粉的口号。

　　对比抗战胜利之初的中国共产党，尽管在武器装备等硬件设施上远不如国民党，但她已在多年的挫折和锤炼中积累了宝贵经验，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与人民团结一致，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一支善战的队伍，一个贴近人心的政纲。两相对比，胜负之势早已确定。

　　点评：对治史者来说，日记等材料的当事人视角和“私密性”是一把双刃剑，它们在拉近我们与历史之间距离的同时，也增大了蒙蔽历史真相的风险。偏信所谓“当时人说当时事”或“心里话”，不仅违背了史学最基本的怀疑精神，更是对历史、人心复杂性的失察。

　　这不是说日记等深具个人色彩的史料没有任何价值，而只是说利用这些史料时，必须秉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治史原则。对日记、私人笔记、口述史料，治史者必须进行甄别和比对，不可偏信一人之说。正如汪荣祖评论蒋介石日记时所说：日记不是没有颜色的史料，其中有情绪、主观、偏见、谎言，更有不切实际的异想；我们引用蒋之日记，如果不假思索，一味抄录、编排、复述，被他所说左右，随其情绪起伏，则要史家何用？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