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斗争有多残酷？绝不要低估敌人的智商！

　　1942年8月3日清晨，少凌河畔，青峰岭下，一缕炊烟袅袅升起在薄雾中。

　　如果这是和平年代，你一定会被眼前的风景所打动，小兴安岭余脉苍翠的群山之中，清澈湍急的河水在山谷间蜿蜒流淌，阳光透过雾气，呈现出乳白色的光晕，而满载生活气息的炊烟，更让此情此景平添几分烟火气，仿佛空气里都弥漫着饭菜的清香……

　　然而日伪的一支讨伐队，此时已经收紧了包围圈。

　　上个月，抗联第三路军参谋长许亨植同志带着警卫员陈云祥，从密营里出来，寻找失去联系的部队。不慎被日本特务、铁骊县(今黑龙江铁力)警务科的新妻呆盯上，一路穷追不舍到安城(今黑龙江庆安)后，与另一名日本特务、该县警务科的小松贵三勾结。后者派出汉奸国长有的警察队，组成一支五十多人的临时讨伐队，展开为期30天的大追捕。

　　与此同时，许亨植来到东兴县(今属黑龙江木兰)西北的屋顶山区，找到了张瑞麟为首的一支抗联小部队，听取抗日工作的汇报，进行调研。除鼓励指战员的抗日热情，积极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指示部队下一步发展外，晚上他还深入附近基本群众的家里，了解敌情我情，宣传抗日形势;白天便坐在树墩上，整理材料，进行汇总。许亨植特别要求张瑞麟，把反日救国会组织的成员、负责人，写清楚名单和住址，为拓展根据地做准备。

　　许亨植 烈士

　　地下斗争经验丰富的张瑞麟，提醒许亨植：

　　“这样的材料最好不写，如果丢失就要发生大问题了！”

　　张瑞麟的担忧，绝非杞人忧天，毕竟在当时我们到处打游击，进行隐蔽活动的不利情况下，安全完全没有保障，这么重要的文件一旦形成，并随身携带，就可能在敌人追捕中，甚至持有者牺牲后丢失。被日寇发现后，这些材料将危及到我们苦心发展的群众性抗日组织及其成员的安危。简单说，敌人顺藤摸瓜，我们的地下党就得被一勺烩!

　　可许亨植同志也是艺高人胆大，觉得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就告诉张瑞麟，我包里比这重要的材料也有，你放心了，真被鬼子围了，我拼了命也得先销毁材料。

　　告别张瑞麟部队，许亨植准备返回密营。这位抗联英雄非常熟悉地形，利用深山密林，与尾随之敌巧妙周旋，多次冲破日伪的追捕堵截。此时距离其指定的讨伐作战时限，仅剩七、八天了，汉奸国长有已近绝望，许亨植再加把力，就能脱网而去，安然归队了。

　　8月2日傍晚，许亨植他们在荒山野岭中，发现一处河套地带，环境僻静，周围也没有任何敌情，便决定在此宿营，并生火做饭。

　　黑龙江庆安东山村“许亨植牺牲地”纪念碑

　　万不成想，汉奸国长有此时正拿着望远镜四处暸望。这家伙是土匪出身有经验，警惕性很高，又站在距离许亨植他们四、五里路远的元宝顶山上，一眼就发现了异常情况!

　　国长有这个狗汉奸，对日寇是真卖力、真走心。次日凌晨两点多钟，突然下令列队出发，迂回包抄许亨植的宿营地。半路上还留了十多个人，设了三道卡子。这是敌人讨伐队惯用的伎俩，不但要突然袭击，要围住你，还要层层拦截。

　　8月3日拂晓四点钟左右，许亨植发现情况不对，刚要转移，敌人的机枪、步枪、手枪就都响了起来。许亨植与警卫员陈云祥，跟汉奸们激战一个多小时后，壮烈牺牲。

　　许亨植烈士，牺牲时只有33岁。这位朝鲜族同志，1929年参加革命，次年入党。“九·一八”事变后，被派往派到汤原、珠河等地，协助赵尚志组织抗日游击队，是抗联的重要干部。特别是赵尚志一度被苏联扣留期间，许亨植递补为抗联第三军军长，坚持斗争。即便是到了1941年，抗联活动最困难的时候，北满抗联部队大部转移到苏联境内整训，可许亨植仍然继续战斗，揭穿了日寇“抗联已经瓦解”的谎言。

　　密营里的抗联将士

　　敌人在现场搜获许亨植的一副眼镜，一支德国造驳壳枪，一枚名章，还有装有若干份文件的公文包，并残忍割去了两位烈士的头颅。

　　8月4日，张瑞麟闻讯赶到许亨植烈士牺牲的地方，准备收敛战友遗体，进行掩埋，并查找那个装满机密文件的公文包。可找回来的，只剩下许亨植烈士两条小腿的残肢，根据现场情况研判，烈士的忠骸被狼群吃掉了。

　　不见了公文包，张瑞麟赶紧召集所有的交通员，布置任务，让大家抓紧把“反日救国会”的骨干遣散。敌人的大搜捕，随时都可能下来，所以必须迅速搬家，越远越好，省得夜长梦多。

　　可是有的群众乡土观念很重，又都拖家带口，扔下一家人自己出去，感情上过不去，生活上也确实存在诸多困难。还有的人心存侥幸，以为不就是丢了个公文包，敌人还能那么认真?许亨植烈士一定毁坏了文件，而且即便没有完全毁掉，鬼子还能真追查到咱这穷乡僻壤?最终也没有几个人撤离。

　　结果到第二年，日寇真就查下来，而且掌握了所有“反日救国会”，也就是抗联外围的地下掩护群众组织的名单，有准备地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事件。当地反日群众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许多爱国的抗日群众和无辜人民惨遭逮捕和杀害。

　　日本关东军宪兵队司令部(今长春吉林省政府西门)

　　日寇下了大力气，对此它们也相当满意，在敌伪材料中，一份时间为1943年9月8日，名为《昌中检察官关于“巴木东”事件后的形势报告》里，负责该案的思想系检察官昌中声称：

　　“在本次肃正工作中英勇奋斗之战士，以不眠不休，不顾疾病感染之危险，进行了积极的工作。”

　　有多积极呢?

　　它们发现了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的东北抗日救亡活动，出现了新动向，实在让它们恐慌：

　　“接受其领导之群众，大多数是无知农民。此可认为，因我之经济统治、征购粮食之强化，以及开拓团收买土地等，而使无知农民极易接受抗日军之罪恶宣传。然而其中竟有在当地有相当之地位，并于过去曾因努力于满洲国之建设多次受到表彰，而现在仍居于自卫团长等地位者，却以服从抗日军为自己之信念，甚至最后面对堂堂警察官及检察官，仍于法庭上强调自己行为之正确，此等肆无忌惮之徒，其言语行动确是骇人听闻。”

　　日本帝国主义屡次侵略中国，欺负我们，主要在于群众的无组织状态，如今群众觉醒了，有组织了，而且抗日反帝的意志更加强烈和坚定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屠刀吓不住他们了。惶惶不可终日的日寇，就只能越发乞灵于屠刀来挽救它们的末运。

　　向中国人民谢罪的沟口嘉夫

　　解放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接受教育改造的，原伪满滨江省哈尔滨市地方检察厅检察官沟口嘉夫供认：

　　“被起诉的全体被判了刑，其中死刑66名、无期徒刑60名、有期徒刑277名。还有在不起诉的142名之中，已有60名在审讯中被严刑杀害。日本帝国主义就是这样像狂人般地，毫无任何理由地，将为了求得祖国的独立和和平的中国人民杀害的。”

　　而这仅仅是日寇通过打扫战场，清缴我抗联阵亡干部遗体，进行情报搜集和分析，从而破坏地下党组织的诸多“成果”之一。

　　此前的1941年9月20日，还是抗联第三路军的一场战斗中，九支队政委郭铁坚，在嫩江西岸郭泥屯(今属内蒙莫力达瓦)，壮烈牺牲。

　　由于这是日寇的突袭，过程短暂，郭铁坚烈士没来得及销毁文件，鬼子从他的背包中搜出“北满省委第一执行部”的全套秘密文件：《人员名册》、《工作报告》和《当前工作十大纲领》、《抗日救国纪律大纲》，以及郭给执委部的指示信，还从郭铁坚的笔记本中发现了执行部主要负责人的工作单位和居住地址。

　　郭政委为什么随身携带这些机密文件呢?

　　郭铁坚 烈士

　　因为九支队有位预备党员王耀钧，转到三支队担任军医兼团政治部宣传科长，在战斗中负伤后，隐蔽到齐齐哈尔，在铁路局食堂当厨子。这位同志脱离部队，却不忘共产党员抗日救国的责任担当，自报是北满省委的特派员，负责领导“北满省委第一执行部”，团结带动了以铁路局工人为中心的大批爱国者，并与在附近活动的老部队九支队取得了联系。郭铁坚作为政委，既是王耀钧的老领导，此时又是直接上级，他们多次见面，所以就随身携带了这些书面材料。

　　查获这些文件后，日寇大为震惊之余，如获至宝。抽调齐齐哈尔、嫩江、白城、阿尔山等地的宪兵分队和铁路护警队、警务处等机构的大批特务，以149人组成特搜班，由关东军宪兵司令部(日本在东北的最高特务机关)，委派负责防谍和“特别移送”工作的第三课课长吉房虎雄中佐，负责专案指挥，展开大搜捕。从齐齐哈尔为起点，追查到昂昂溪、哈尔滨、沈阳和长春、锦州，甚至远及关内1700公里外的济南。

　　解放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的吉房虎雄供认：

　　“在犯这个罪行时，我曾下过如下的指示：‘尽可能多地逮捕中国的爱国者，对他们进行刑讯、屠杀。’我当时的想法是多多制造日本帝国的所谓重大事件，作为自己的功劳。为了这个目的，在侦察时，我指示要查明这个抗日救国组织的全貌，彻底查明与其它组织的关系，查明该组织的领导关系，尽早结束侦察。

　　原日本宪兵中佐吉房虎雄

　　中国爱国者为了正义进行斗争，可是我毫无理由地把他们押送交伪满洲国检察厅，并且依照伪法律，这个法律就是日本帝国所拿着的刺刀的变形，就是用这个刺刀法律来加以杀害的。

　　由于这样作了，至少抓捕、拷打中国爱国者有七百余人，送伪满洲国检察厅至少有二百余人，这就是根据我的部署而犯的罪行。我镇压了很多抗日救国的爱国者，其结果是这样。对他们屠杀和判他们徒刑的情况我就不记得了，这点我应深深谢罪。”

　　一年多时间里，日本宪兵对被捕者使用了过电、削肋骨、灌辣椒水、上大挂、压杠子、刺指甲、跪砖头、蹲水缸等许多刑讯逼供的残酷手法，多位抗日志士被折磨致死或精神失常。

　　奉天工业大学学生邱荫阁，曾回忆他遭受的非人待遇：

　　“天天遭到刑讯，少则一二次，多则三次，就昼夜不停了。拳打脚踢，鞭挞棒捶，是家常便饭；夹手指，十指连心，满头大汗，痛不欲生；捆在特制的木凳上，头卡在特制的木框里，口鼻上方对着水门，先是呛呛，停停，不招供， 开大水门，透不过气来，呛出肚里食物，惨叫，一会就昏死过去！被拖回牢房，苏醒后，鼻孔、喉管剧痛，腔腹欲裂！上大挂、电刑折磨得求速死而不可得！”

　　正在拷问无辜中国人民的日本宪兵

　　东北此时已沦入敌手十年，然而东北人民是好样的!被捕的爱国者们，并不因为稳定的工作和未来可期的“大好前程”，就放弃对日寇的仇恨和对祖国的爱恋。

　　所以每次看到这些史料，我就在想，换了我在当年，在敌人的刑讯室，我能挺住吗？仅仅是想想，就觉得疼，就觉得胆战心惊，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敬佩那些英烈呢?

　　在自觉自愿基础上，以冒险犯难的献身精神，参加革命的青年，多数都是我们的同龄人。他们对被捕和被捕后的遭遇，以及应持的态度，早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所以他们中的多数人，基本都能做到守口如瓶，宁死不屈，以血肉之躯筑起信仰与意志的防波堤，控制了事态的扩大，让战友受到保护，得以转移，防止出现更大的损失。

　　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去低估敌人的残暴和智商，最终这场由郭铁坚烈士公文包引起的连锁反应，不但导致我党的地下组织损失惨重，国民党在东北的三个地下组织也全部被破获。好歹我党还有恢复能力，国民党的地下组织，基本就全废了，直到抗战胜利才恢复。

　　时任日本关东军宪兵总司令的原守中将，称赞此案办得漂亮，他觉得不但大量而广泛地镇压了抗日救国的中国爱国者，而且把各地区宪兵队之间的关系，及宪兵队和伪满警察系统的各机关之间的关系统一起来，有利于建设它们所谓的“王道乐土”。

　　即将被日本宪兵杀害的抗日志士

　　所以原守告诉吉房虎雄：“这次事件有相当大的收获！”

　　读到这里，也许您就明白，我多次提到杨靖宇烈士，为什么牺牲前突然要“犹豫”一下，实际上就是跟敌人磨嘴皮子，浪费时间，好彻底销毁随身携带的文件，毕竟是从关内一路做秘密工作的优秀地下工作者，经验还是老道啊!

　　换言之，地下斗争残酷，这是无数同志以死换来的，血的经验。

　　尾  声

　　杨靖宇牺牲于1940年，

　　魏拯民、汪雅臣和郭铁坚牺牲于1941年，

　　赵尚志和许亨植牺牲于1942年，

　　金策和张瑞麟坚持到1944年1月才撤往苏联。

　　东北抗日联军臂展

　　于天放坚持到1944年12月19日被捕，1945年7月12日越狱，继续跟鬼子缠斗，直到一个月后，抗日战争胜利了。

　　汪雅臣烈士的余部，则坚持到抗战胜利。

　　许亨植烈士牺牲两年后的1944年1月28日，在苏联远东地区的“中国特别旅”召开的一次会议中，原北满省委书记、抗联三路军总政委金策同志，为自己和老战友作检讨：

　　“前年许亨植同志因某情报而急以在自己手帖上记载满划的关系名单，在他牺牲时悉被搜去，以致群众组织全被破坏，是不偶然的事情，除了秘密工作经验缺乏外，却受到这种政治急躁观点所影响的结果。是以小资产阶级的急躁简单眼光，来估计了当时东北的具体环境，竟把我自己急躁愿望当作了革命形势之到来。”

　　在苏联休整的抗联将士(内有金策)

　　朝鲜族同志金策同志，是在东北党和抗联的省、军级高级干部中，坚持东北游击斗争时间最长的一位。历任中国共产党东北组织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军队的重要职务，在抗日武装斗争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抗战胜利后回朝鲜，担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副首相。1950年朝鲜祖国解放战争爆发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前线总司令。1951年1月31日，牺牲在战场上，时年48岁。

　　许亨植烈士的配枪

　　许亨植烈士牺牲后丢失的物品中，那把德国造驳壳枪，被日寇奖励给它们的忠狗国长有。日本投降后，这家伙摇身一变，被国民党委任为“挺进军”团长，继续与人民为敌。1946年春，许亨植的三路军老战友于天放在庆安剿匪，击毙汉奸国长有，终于缴回此枪，现存放于东北烈士纪念馆。

　　王耀钧烈士，1936年参加抗联，1939年入党，1942年被伪满齐齐哈尔高等法院以“颠覆大满洲帝国罪”判处绞刑，1943年3月3日牺牲，时年31岁。临刑前，鬼子问他还有什么心愿未了?王耀钧与即将牺牲的其他同志，相顾一笑：

　　“我们只有一件事没办完，就是没把你们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东北去，但是中国共产党一定能把你们赶出去！”

　　关押和杀害抗日志士的伪满新京(今吉林长春)监狱

　　一同慷慨赴死的“中共满洲省委第一执行部”执委史履升烈士，时年33岁，至死都不曾以任何形式加入党组织，因为还没来得及，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标准的“自干五”。但他相信共产党，相信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联，相信自此找到了抗日救国的正确道路，相信最后胜利必然属于无产阶级，而非汉奸走狗和一切反动势力。

　　临刑前，史履升烈士在狱中题壁，留诗一首：

　　“马首龙沙垣，血染嫩江边。

　　夙怀报国志，黑发变苍然。

　　苍天何独恨，被擒在济南。

　　今生余去也，中华万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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