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隐瞒毛泽东的“最高指示”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平定张士诚之前，派人打听敌情，听说张士诚住在深宫里养尊处优，懒得管事，就发了一通感慨：“我诸事无不经心，法不轻恕，尚且有人瞒我。张九四(士诚)终岁不出门，不理政事，岂不着人瞒!”

　　立国之后，朱元璋建立特务网，监督官员，努力维持着处罚贪官污吏的概率和力度。不断地发现，不断地处罚，不断地屠杀。但是这局棋似乎总也没个了结。朱元璋说：“我想清除贪官污吏，奈何早上杀了晚上又有犯的。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了!”

　　这是不是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皇帝不是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吗?他不是想打谁的屁股就打谁的屁股，想砍谁的头就砍谁的头吗?不错，官僚处于权力劣势。但是，老百姓和皇帝之间隔了无数信息关卡，直接接触老百姓的是衙役，中间隔着书吏、州县官员、府级官员、省级官员、中央各部和内阁等无数道关卡。即使在最理想的状态下，也不能指望信息经过这许多层的传递仍不失真。更何况，信息在经过各道关卡的时候，必定要经过加工。封锁和扭曲信息是官僚在官场谋生的战略武器。你皇上圣明，执法如山，可是我们这里一切正常，甚至形势大好，你权力大又能怎么样?

　　所以，朱元璋之后，皇帝越发无能，官僚越发大胆，上情不能下达、下情不能上达的情况，也就越发严重了。明宣宗朱瞻基在位期间倡节俭之风，亲贤臣，远小人，着力整顿朝纲。宣德七年(1432)三月下诏行宽恤之政。但户部曾经截断皇帝诏令，从而出现“泽不下究”的情况：“朕以官田赋重，十减其三。乃闻异时蠲租诏下，户部皆不行，甚者戒约有司，不得以诏书为辞。是废格诏令，使泽不下究也。自今令在必行，毋有所遏。”(《明史》卷九本纪《宣宗》)百年后，李自成兵临北京，有明随崇祯上吊而亡，他最恨的似乎并不是李自成，而是不断糊弄他的官僚集团。遗书写道：“我自己有不足，德行不够，惹来了上天的怪罪。但这一切，都是由于诸臣误我。我死了没脸见祖宗，自己摘掉皇冠，以头发遮住脸，任凭你们这些贼分裂我的尸体，不要伤害一个百姓。”崇祯的怨恨不无道理。他在位17年，受到了无数惨不忍睹的蒙骗糊弄，直到他上吊前的几个月，他的首辅(宰相)周延儒还狠狠地糊弄了他一回，把一次根本就没打起来的战役吹成大捷，然后大受奖赏。这场根本就不存在的大捷就发生在离北京不过几十里地的通县，在皇上的眼皮底下。

　　毛在读《明史》的时候，针对这种情况引出感慨的批道：“今犹存此弊。”(见《毛泽东读文史古藉批语集》第284页)。和朱元璋一样，毛也是布衣出身，而且又熟知史实，对于官僚们的把戏是再清楚不过了。这个批语是在五十年代后期以后作的。从纠正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浮夸风，共产风开始，毛泽东多次讲过这类问题。1959年3月29日，他在一封党内通讯中，批评中层干部说：“上面的指示不合他们口胃的、他们即阳奉阴违，或者简直置之不理。”“下情不能上达，上情不能下达，危险之至。”因此.需要经常开会。“上层基层，夹攻中层，中层干部的错误观点才能改正。”4月29日，毛又写了一封直达小队干部的公开信，对当时的共产风进行了相当严厉的批评，其中写道：“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同现在流行的一种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于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这封信以党主席身份，越过各级官僚机构，直接发到省级、地级、县级、社队、队级、小队级。这样就能够冲破官僚集团的封锁吗?据已知的史料，当时的四川第一把手李井泉把《党内通信》收回，继续搞他的密植高产，解散公共食堂四川搞到最后，体制下放一拖再拖，四川组还要求主要体会《报告》的精神，“不联系实际”。曹为平回忆：“在四川南充，我问了不少党员，长期以来答案都是从没听说过。而且许多人一口咬定决不会有那样的事。最近我才听说，南充在很小的范围里--只限于各单位领导，还是传达过。并且马上把文件收了，并说不许说出去，要'承担责任'”。

　　不要说地方官僚，就连身边亲信也不可靠。1965年末，毛在谈话中提到了《海瑞罢官》的一些事，毛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整理纪要的任务，落到了毛身边的几个秀才身上。由于艾思奇、关锋的记录最详细，田家英转请他俩整理记录。关锋和艾思奇连夜整理，干了一通宵，就写出了纪要。他俩把纪要交给了田家英。田家英看后，删去了毛对姚文元、戚本禹的评论那段话。艾思奇知道了，曾好意地提醒他：“主席的谈话，恐怕不便于删。”田家英答道：“那几句话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所以我把它删去了。”以田在毛身边的阅历，他会认为这段话是毛的信口之言吗?田家英当然是有自己用意的。其用意之好坏，我们也不去评价，但即使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一个随意删除更改领导谈话内容的秘书，恐怕也不能说是职业典范吧?据说田还做了一些别的事，例如把毛的言行私下通报刘少奇，最后自杀了事。这条人命又算在毛的头上了，毛真是冤大头。

　　到了文革时期，毛的威信达到历史最高点。据说那时经常半夜里有最新指示发表，甚至一周几次。一旦高音喇叭听到最新指示发表，全城的大人小孩全要爬起来，以最快速度赶往单位和学校。没单位的家庭妇女赶往街道革委会，然后人们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庆祝。照这么说来，毛的话即使不是“一句顶一万句”，起码也得顶一千句吧?但是当时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1966年6月，工作组传达了毛关于一些单位出现群众打人事件的指示：如果是坏人，那么打了你活该;如果是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如果是好人打好人，那是误会，不打不相识嘛。--这次传达是全国统一传达的。这条“最高指示”一传达，全国各学校顿时打人成风：毛主席都批准打人，谁说“黑帮”打不得?然而时隔很久人们才知道，毛当时严厉批评了这个“传达”：为什么偏偏删掉了我最关键的最后一句话：“今后不准打人”?!毛的原话说得很明确：“党的政策不主张打人。但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今后再不许打人。要摆事实讲道理。”

　　1966 年12月27日，毛专门为此给周恩来写了亲笔信：“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认为：这种作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作法不好。这种作法达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之。请转告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接见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对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时说：“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是反动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人一定走向反面。一定被人家打倒，干不了几天。

　　之后公布的“十六条”规定“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但“二次反右”已经造成了群众的严重对立，歪曲传达的“打人指示”已经先入为主，暴力之风已形成。“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等规定在文革中几乎无人理睬。这正是“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这一理论的需要。各学校打人成风，岂不证明了“没有工作组就要大乱”、广播北大大字报就是“敢动党内'当权派'，就必然天下大乱”? 在受害者及家属心里种下对文革、对毛的仇恨种子。把群众的注意力吸引到打人，不再关注“党内走资派”。

　　从古到今，官吏们最擅长的就是阳奉阴违，或者“打着红旗反红旗”，还说这叫“最忠”。 (本文出自百韬网，转载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