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清：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知青“上山下乡”

今年是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50周年。如何看待50年前的这一战略举措，由于身处基层不了解高层，站在局部没看到整体，有些人的看法难免产生偏颇。早在1996年6月，由原国务院知青办的老同志为主成立编委会，历时3年写成了《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一书。经中央党史有关专家复审，认为“该书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历史价值。”下文我们把此书简称为《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运用该书内容来回答有关“上山下乡”的“七大真相”。
真相一：“上山下乡”不是“文革”的产物
《始末》第1页：“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源于50年代中期。它是在城市日益增大的就业压力和农业合作化运动蓬勃兴起的社会条件下提出来的。其根本出发点是试图把解决城镇失业问题同改变农业生产落后的状况结合起来，探索一条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道路。”
《始末》第7页：“1955年，毛泽东为河南郏县大李庄乡经验做出按语：“其中提出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始末》第34页：“1962年10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开始有计划地展开。在中央，最早提出插队的是党的总书记邓小平。谭震林在大区领导小组组长会议上讲话时说：插队安置，邓总书记想了很长时间了，他说，一个队安置2个中学生是会搞好的。”“周恩来也说：插队本来是小平同志提议的，我赞成。”
《始末》第68页：“从1962年开始有计划地组织动员城镇人口下乡，至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达到129.28万人。”
真相二：“文革”时期的上山下乡早在“文革”前就在国家的计划之中了
《始末》第39页：“1964年1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中央安置领导小组的汇报，讨论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他对搞好插队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以插队为主，这是一件长期的大事。每年要安置100多万人。”
《始末》第43页：1964年1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中央决定建立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负责。
《始末》第66页：“1965年8月25日，谭震林在中央安置领导小组会议上谈到制定规划时说：1966年是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城市只能安排500多万人，还有600多万人要安排他们就业，这就是安置工作的任务。人多了不把他们安排到农村去劳动就业，都摆在城市没事干，有些人会变坏。”“1965年8月26日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召开会议，会议中心是研究规划问题。综合各大区的安置计划是今后15年内1100-1200万人上山下乡。安置方向仍以插队为主。”
评：以上史料证明，“文革”前国家已经计划了千百万人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人数和“文革”时期发生人数基本一致。


真相三：实际上“上山下乡”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多人
最近看了一个所谓作家写的《空前绝后，一代知青》。此文言辞凿凿的宣称，“‘文革’时期上山下乡的人数是3000万，相当于加拿大总人口。”宣称“‘文革’时期有超过一大半的中学生下乡了。”
按照《始末》第258页提供，1962年-1979年全国知青上山下乡总人数是1776万人。所谓有3000万知青的人数是扩大化的虚假数字，该作家关于有一大半中学生下乡也同样是凭个人感觉的猜测。
《始末》第96页提供了1966年至1972年全国城镇中学毕业生和上山下乡知青的人数对照表。“文革”期间下乡人数最多的这几年（即1966年至1972年），城镇中学毕业生总数是1710万人，实际下乡人数是715万人，占中学毕业生总数的41.8%，留城中学毕业生人数是995万人，占中学毕业生总数的58.2%。
评：在“文革”上山下乡的最高峰期，有一半多中学毕业生没有下乡，占到近六成；有四成多一点的知青上山下乡，他们担当了国家的困难，在农村经受了锻炼。正因为有广大知青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才使一半多城市中学毕业生顺利的进入工矿、商店等企事业单位就业，保证了社会的安定团结。


真相四：知青中断学业不能算在“上山下乡”头上
在《空前绝后，一代知青》一文中，该作家说:“上山下乡毁掉了60%人的继续读书深造的机会。”换句话说，该作家认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国高等教育录取率可以达到60%。这显然是不实之词。
《始末》第168-169页：1980年中共中央委托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分析青年就业问题时提出：“新中国成立后，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但同我国人口的迅速增长和经济发展极不相应。许多青少年由于不能升学，过早地加入待业队伍。而实际初中毕业能够升上高中的只占了30%-40%。高中毕业能升入大专院校的只占5%，绝大多数初、高中毕业生需要就业。”
评：“文革”政治运动，三年停课，造成了“老四届”（1966、1967、1968、1969级）学业的中断，这个帐是不能记在“上山下乡”头上的。国家对此进行了补救，如1971年开始，继而实行连续6年的推荐上大学，就放宽了对文化的要求而侧重表现，工农兵大学生中也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人才；1977年恢复高考后，国家又放宽了对年龄、出身、婚否的限制，知青中一大批优秀人才被选拔了出来。
《始末》第263页显示，上山下乡期间，国家从1776万知青中一共招出126.46万人进入大中专院校，占下乡总人数的7.1%。据统计，中国有知青经历的中科院院士、工程院院士达64人，都是在这期间进入大学深造的杰出人才。正是因为这样，知青中的知识精英成了改革开放时期科学发展的重要担当者。高层尚且如此，中层和基层的有知青经历的科学骨干还会少吗？


真相五：毛主席对上山下乡做出重大的战略调整
《始末》一书第115页：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指出：“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内，有必要组织动员大批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并在农村落脚生根。”
《始末》一书第115-116页：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后，从理论政策到实际做法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下乡的目地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就是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从过去从属就业范畴，变为从属于教育范畴，并无扎根农村之意。”
1973年4月毛主席出人意料的给一封激烈批评上山下乡的老师李庆霖复信。《始末》第101页：“毛泽东当时对李庆霖敢于坦诚直言的胸怀是很赞赏的，同时也可看出毛泽东对统筹解决知识青年问题的高度关注”。
《始末》107页：8月4日，经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转发了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中发【1973】30号）文件。该文件进一步明确了按照国家计划在下乡知识青年中招工、招出、征兵、提干的问题。
《始末》第96页：“1969年国民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1970年，国家拟定第四个五年计划，开始招收新职工。”《始末》第263页公布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调离农村的年份和人数：其中1974年以前调离农村人数高达401万人，1975年60万人，1976年139万人，1977年135万人，1978年358万人，1979年395万人。
评：很显然，从1971年开始，随着经济的发展，知青返城除1975年人数少一些，每年知青返城都是在100万人以上的规模，其中1978、1979年达到了300多万。知青返城渠道和人数的增多，这是国家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制定的方针政策。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毛泽东设计的知青接受“再教育”后又有计划地返城的上山下乡方案，比单纯为了解决就业的上山下乡，更有前赡性和可行性，也顺应了民心和历史发展的方向。事实证明，毛主席站得高、看得远。


真相六：“四个不满意”不是国家对上山下乡的评价
有的人把“四个不满意”做为国家对上山下乡的评价，显然是错误的。李先念副总理讲“四个不满意”是在1978年，当时，整个中国政治形势安定团结，经济形势是一片大好，国家已经渡过了经济政治最困难时期，当时强调继续上山下乡是为了“创造条件不搞现在这样的上山下乡”。这时提出“四个不满意”是针对过去的老办法而言的，不是对整个上山下乡的评价。
《始末》第132页：“李先念说：对过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做个估计，把成绩肯定下来。”很显然，李先念副总理不否定“上山下乡”过去所取得的成绩。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该纪要对知青上山下乡做出了郑重的历史结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党中央号召的，成绩是主要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联系在一起”，“全国1700多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农村三大革命斗争中，接受了锻炼，增加了才干，提高了觉悟，做出了贡献。”


真相七：《决议》没有否定知青上山下乡
有人以“文革”10年动乱来否定“文革”时期的上山下乡，实际上，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支持这种观点。
该决议指出：“正是由于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限制”，我国国民经济仍然取得了进展。“历史再次表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与此同时，该《决议》在阐释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理论贡献中，还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相结合”等思想，充分肯定了《青年运动的方向》等著作，认为“至今仍有重要意义”。
评：很显然，党的历史决议对“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正确方向给予了充分肯定，对广大知青给予了高度评价。1968年12月前后开展的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以及同时展开的“四个面向”分配“老三届”中学生的工作，对“文革”政治运动所带来的“动乱”起到了限制作用，促进了由“大乱”到“大治”的重要转折，同时也使一代知青受到了锻炼，发挥了作用，为改变农村、边疆面貌作出了贡献。
据《“文化大革命”简史》一书记载：1969年基本刹住了前两年生产下降的趋势，经济开始回升，这一年工农生产总值比1968年增长了23.9%。1970年的经济发展较快，这一年工农业总生产值比上一年增加了25.7%，其中农业增长11.5%，工业增长30.6%。
知青上山下乡和“四个面向”展开后，迎来了教育事业的整顿和发展的契机。据《新中国50年》一书公布的“文革”期间普通中学招生数字：1965年全国初中招生数是299万，高中招生人数是45万；1970年全国初中招生数是1176万，高中招生人数是239万。


大规模知青奔赴农村、边疆，储备了大批后备力量，充实了边防第一线。1969年是中苏处于全面军事对抗的历史时段，边疆的形势一度十分紧张，大战一触即发。组建以知青为主体的生产建设兵团，百万知青历时八年，屯垦戍边，维护了祖国的主权尊严，发展了边疆生产建设，助兴了国运，为改革开放奠定了重要的外交基础。1978年12月，党中央在《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中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广大知青“在开发边疆和山区，建设草原和林区，建设粮食和橡胶基地等方面，做出了可喜的成绩”，“特别是在保卫边疆斗争中立下了功劳。”
评：在知青上山下乡的实践中，经过艰苦锻炼产生了一大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接班人。这批人懂农村、宽视野、知中国，这批人有正气、有毅力，和人民群众有感情，有复兴中华的远大目标，又有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这批人中的精英已成为党和国家的中坚力量和顶梁柱。他们掌握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他们强力反腐、精准扶贫，开创了实现中国梦的新时代。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后继有人，是党和国家在知青上山下乡的工作中取得的一项最重要成果。
（作者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知青；来源：昆仑策网，转自“知青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