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稻亩产万斤问题的主要情况
作者：宋文彬
一九五八年春党中央成都会议提出总路线以后发动“大跃进”运动，当年秋党中央北戴河会议提出粮食产量翻番，人民日报放水稻亩产万斤的“卫星”。
我叫地委办公室以地委的名义给各县委发了一个通知，如有水稻亩产万斤的田块，报地委验收，没经地委验收的，地委不承认。
有一天郫县县委报告，他们犀浦乡有一块水稻亩产万斤以上的田，要收打，请地委去验收。同时，他们报告了省委。我们地委去时，省级和成都市级机关已去许多人参观，省委分管农村工作的书记廖志高、省法院院长张书时、成都市市长米建书也来看了，四川日报社和农民报社记者拍了照片。
水稻已收打一部分，谷子堆放在那里，农民在休息，还有一部分待地委验收后收打。我们当时头脑发热，没作调查，也没现场检查，就让他们继续收打，由地委常委组织部长兼监委书记郭岚同志亲自掌称称谷子，称的结果亩平三万多斤。
我们兴高采烈回到县委，接到省委书记兼秘书长闫秀峰的电话说，省、市机关参观了的同志中有人反映是假的。我当晚就找县委书记刘致台和乡、社的同志谈话，做工作，动员他们讲真话，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是真的当然好，如是假的，早点说清楚，现在影响范围不大，还好挽回。不然，省委通知各地来参观了，影响范围扩大了，就不好收拾了，工作一直做到深夜，他们始终坚持说是真的，只好第二天到现场检查和调查。
第二天早饭后我和刘致台一起到现场，田已耕，谷桩已看不见了。省委派农村工作部史立言先来了，他在这里驻过社（即蹲点），干部、群众都熟，很快就把情况了解清楚了，是假的。因此，他一见我就说：“老宋，不用调查了，假的”。
我发火了，当时就对刘致台讲：“此风不可长，要刹”。
回到县委，我给刘致台讲了三条具体意见：一、要检讨；二、这个假现场是那个搞的，弄清楚叫他在群众大会上公开承认错误，挽回不良影响；三、要处分他，给什么处分，你们县委研究提出意见，报地委审批（后来县委报告是赵忠福搞的，处分了赵忠福）。
然后，我就到省委，向闫秀峰作了汇报，闫秀峰同意我的处理意见。
我回到地委，已搞两天一晚上精疲力尽，就睡觉了。第三天郫县县委又打电话来说，他们又有一块亩产万斤的水稻田，请地委去验收。我们地委去时，他们已收打完了，我们没验收，即返回地委。
有一天，省委办公厅通知我们温江地委常委到成都市红照壁礼堂听报告。我们去时，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作报告，参加会议的是省级机关的干部，有没有成都市的干部不清楚，地委的干部只有我们温江的。
李井泉在报告中讲到郫县犀浦乡水稻亩产万斤田块问题时说：“不要大惊小怪，这块是假的，再搞一块真的嘛！”
后来我在四川日报上看见新繁县有一块水稻亩产万斤的田，叫地委办公室打电话问该县县委书记曹云生，他说是并栽的，我们没有管它。又后来我在四川日报看见郫县也有一块水稻亩产万斤的田，我们没有理它。此后我就奉命上山大办钢铁去了，地委的日常工作由分管农村工作的书记曾笳主持了。
当年冬省委在重庆召开地、市、州委书记会议，李井泉在报到当天晚上召开的地、市、州委书记预备会上问我：“你们郫县有十三块亩产万斤的水稻田？”
我说：“我不知道”。
他说：“中央广州会议已印发材料，你还不知道”。
我说：“不知道”。
他说：“你回去了解一下”。
我说：“好么”。
省委地、市、州委书记会议开完，我从重庆回温江，刘致台从郫县到重庆，我把上述李井泉问的情况给他讲了，请他给李井泉当面汇报。我回来问地委的同志，大家都不知道。
后来弄清楚，是我上山大办钢铁期间，省委廖志高去郫县检查工作，郫县县委向廖志高汇报，他们有十三块亩产万斤的水稻田。廖志高把这些材料带到中央广州会议印发了。但我们地委始终没有承认一块水稻亩产万斤田，这股水稻亩产万斤田的浮夸风没在温江地区其他县刮起来。
一九五八年冬党中央郑州会议提出，农业“少种高产多收”的方针，具体解释是，耕地三分之一种粮食，三分之一种经济作物和饲料，三分之一轮息。
党中央郑州会议以后，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来西南视察工作，李井泉陪同邓小平到贵州省视察工作，给省委打电话回来，要四川省一九五九年种亩产一万斤的水稻一千万亩，亩产五千斤的水稻多少万亩，亩产两千斤的水稻多少万亩（后两个数字记不得了）。
省委召开地、市、州委书记电话会议，省委书记、省长李大章进行了传达，具体布置我们温江地区种亩产一万斤的水稻四百万亩。曾笳和有关部门的同志反复研究，一亩栽多少窝，一窝栽多少根，一根结多少颗粒，怎么也算不到一万斤。
一九五九年初，省委在成都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会前开地、市、州委书记预备会，我感冒了，派曾笳参加。
李井泉讲：四川搞一千万亩万斤田，给温江地区分配四百万亩万千田的任务。首先就问：“曾笳你们温江怎样？”
曾笳说：“我们全区只有五百三十万亩水稻田，要搞四百亩万斤田有困难”。
李井泉说：“你们不是有亩产万斤田吗？”
曾笳说：“那靠不住”。
李井泉说：“你不相信，叫刘致台来”。
刘致台来后，李井泉对着刘致台说：“你们的万斤田有人不相信，你说是不是有？”
刘致台非常肯定地说：“肯定有”。
李井泉转过脸问：“曾笳你说呢？”
曾笳说：“有没有是不是调查一下再定”。
李井泉很不高兴的说：“啊！我们会场上就有怀疑派呢”。
曾笳对刘致台很有意见，公开同他唱对台戏，所以就派地委农工部副部长申培林去郫县调查，申培林到红光公社调查。
曾笳回来，把上述情况给我讲以后，我说不能这样做，这样硬顶起来不好，查清有一万斤你下不了台，查清没有一万斤李政委（李井泉兼军队政委，人们习惯叫李政委）下不了台，我的意见，把申培林叫回来，先想办法缓冲一下，以后把情况弄清楚再说。
他同意我的意见，把申培林叫回来。申培林回来要给我汇报他初步了解的情况，我没要他汇报。
另一面，李井泉要郫县在省委三级干部大会上介绍水稻亩产万斤田的经验。我给刘致台说，你给李政委说一下，这次会议不讲，以后弄清楚再说。
他说，他不好说。在这种省、县夹攻地委的情况下，我含着眼泪对刘致台讲了两句话：“你们县委讲，我们地委检讨”。
省委开三级于部大会，红光公社党委书记郑功瑶介绍他们公社青年种植小组种的水稻试验田亩产万斤的经验，讲得有声有色，活神活现。
李井泉当场就严厉批评曾笳：“曾笳你为什么要吹了，你从心不良”。
郑功瑶讲完，我走到主席台前请示李井泉：“要不要我们地委检讨？”
李井泉说：“不要”。
我们地委没检讨。但是，四百万亩产万斤水稻的任务怎么办？这是我们地委在会中和会后考虑的主要问题。执行，危险很大；不执行，省委又不允许。正在这样为难之际，毛主席的《党内通讯》发下来了，我们以为这一下解决问题了。省委通知，将毛主席的《党内通讯》发到县委，传达到生产队长。并传达李井泉的指示，“要从积极的方面理解”。我们遵照执行了。
传达后，省委又通知收回去，我们也遵照执行了。李井泉和廖志高在重庆召集川东南的地委书记座谈贯彻执行毛主席《党内通讯》的意见，写了个《会议纪要》的稿子。廖志高把这个稿子带回成都，由李大章主持，召集川西北的地委书记座谈。
这个会我报到得早，我去时田家英（毛主席的秘书、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已从新繁县大丰公社点上回来（当时他带中央办公厅一个工作组在那里蹲点），我们二人谈了一会。谈到水稻密植问题，我说，我们研究最密也只能栽窝距四寸，行距七寸。他说，他们和农民研究的意见是“一尺见方”或“一尺两头栽”。（具体栽的密度的尺寸记得不准确了）按这些密度栽插，亩产万斤的问题就不存在了。
第二天座谈会开始，田家英没讲他的意见，我讲了我的意见，会议没指名的批评我“吹冷风”。我头脑发热了，在吃中午饭时冒了两句：“我是稳健派，不是激进派”。
会后，李井泉从重庆经川北回到省委，亲自给我打电话批评说：“你吹冷风，瓦解士气，动摇军心”。同时，通知我们温江地委常委和各县县委书记到省委金牛坝招待所开会，意思是我贯彻不下去省委地委书记座谈会的会议纪要，省委直接往下贯。
我到省委开会，带了大邑搞小麦高度密植亩产一千斤的试验结果只收六百斤的材料，给李井泉看。这块试验田我看过，是精心选择的一块容易通风透光的包包地，进行高度密植，防止倒伏，苗期长的很好，最后还是由于过密倒伏了，产量不很高。
我给李井泉看的意思是，小麦搞高度密植亩产一千斤没成功，水稻大面积搞高度密植亩产一万斤要考虑。李井泉没看这个材料，就讲他的意见。在讲话中没指名批评我是“二元论，又想跃进，又不敢跃进，前怕龙，后怕虎，坏事不做，好事做不成”。
会议完了，我们地委常委回到地委，开常委会，讨论给省委写检讨的问题，讨论来，讨论去，这个检讨没法写。宫韫书（地委分管工业、交通工作的书记）说：“老宋，准备再挨批评，你去省委向李政委把我们的意见讲清楚”。
大家都同意宫韫书的意见，我就到省委向李井泉汇报。我说：“李政委，你批评我怕，我就是怕，水稻亩产万斤我没搞过，我不敢说行，我也不敢说不行，我们意见今年先搞一百万亩进行试验（一百万亩也是违心的话，实际想取得同意我们不大面种植，只搞少许田进行试验），成功了明年推广也不迟，失败了也不影响大局，今年就搞四百万亩，成功了当然好，失败了几百万人没有饭吃，几亿斤粮食调不出去，我就是怕”。
李井泉考虑相当长时间后说：“你们按你们地委的意见办吧”。我回来向地委常委汇报了上述的情况，大家松了一口气。
过了几天，李井泉又亲自先后给我打来两次电话，第一次是说，他打电话问陶铸了，水稻“二、二、五双龙出海”密植（窝距二寸，行距一行二寸，一行五寸）增产不显著，没有危险性（陶铸是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这个密植办法是从广东来的）。第二次是说，他派闫秀峰到郫县搞试点，派刘文珍（省委常委，主编省委《上游杂志》）到新繁县搞试点，叫我在温江县搞试点，意即搞对比试验。
我没在温江县搞试点。我到郫县红光公社看闫秀峰的试点，也没看见他搞“二、二、五双龙出海”密植的瞎指挥行不通，我们地委经过三次提意见最后取得省委李井泉同意没执行，避免了大面积大量减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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